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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姚锡光:壮志难酬,忧国筹边
发布日期:2012-09-12    作者:孙宏年    来源:《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

一百多年前,他曾任教于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军阀中的很多将领都是他的学生;甲午战争前,他多次呼吁加强战备,面对中国的惨败又写成著名的《东方兵事纪略》;他曾经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晚清名臣手下任职,又到日本考察教育,为清末的教育“新政”提出过建议;他考察过长江防务,积极倡导“海权”,为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巩固奔走疾呼……他就是姚锡光,清朝末年忧心国事,努力筹划海防、边防,巨制宏篇发人深省,却壮志难酬,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又一度承担起蒙藏事务的主管工作,仍然致力于边疆巩固。

“桃李作干城”,教习忧国事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85,他考取了拔贡,1888年考中举人,第二年考取内阁中书。面对大清帝国的日渐衰弱,他希望能为富国强兵做一番事业,内阁中书是个闲差,自然不能满足他的愿望。当时,一大批汉族大员也在洋务运动中崛起,他们兴办洋务、训练新军、发展近代教育、开办近代工矿,这些又都被人们视为富国强兵的“捷径”。于是,一些有志之士争向投奔这些封疆大吏,姚锡光从1886年起也加入其中,先后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人的幕下任职。

1886年春夏之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开办天津开办北洋武备学堂,听说姚锡光军事知识渊博,就聘请他当了教习(即教官)。这所学堂聘用了德国的军官,按照西方陆军军官学校的模式办学,最初的学员有100人,大多是从清军中的军官中挑选出来的,还录取了一批愿意学习军事的年轻文化人。学员们学习天文、地理、测绘等基础学科,炮台、马队、炮队、行军、布阵、攻守等军事方面的内容,还要学习经史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科目。在这里,姚锡光任职长达九年之久,先后教过四个班,学生300多人,其中就包括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何宗莲、张怀芝等人,这些后来都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将领,或者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地方大员。他曾经写下“方栽桃李作干城”的诗句,意思是在这里培养的军事人才将来是保卫国家的栋梁,20多年后还就感叹说写这句诗时仅仅是自嘲,没想到竟然成为现实,真是一件奇事!

培养军事人才就是为了保卫国家,可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的表现却让失望了。1893年前,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他敏锐地意识到战争难以避免,多次上书李鸿章,建议北洋各军要熟悉所购买的西方火炮的结构、功能,加强战备,奖励军官等等。对这些建议,李鸿章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姚锡光和他的关系日渐疏远。战争爆发时,他已返回家乡,尽管如此,仍希望为国效力,一度返回天津,替守卫秦王岛(今秦皇岛)、北戴河的将领出谋画策。1894年秋天,日军侵占了旅顺、大连湾炮台,他又建议李鸿章建议加强京津地区的军事部署,最后还充满愤怒地强调:我是一介书生,哪里懂得兵事?可是,如果有所了解,又怎么敢隐忍不言,愧对国家?这年冬天,日本又进犯威海卫,山东沿海形势吃紧,他又被巡抚李秉衡请到幕府中任职,随军驻在莱州,担任前敌行营的文案工作。

《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感叹无人御侮,辞职返乡,可心里仍想为收拾破碎的山河做出努力。1895年,他去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成为他的幕僚。这一年,他奉命与德国的军事专家一起,两次查看长江下游的炮台和防务。他们从吴淞口出发,经过崇明岛、江阴到镇江,巡视了沿江的山川形势、新旧炮台。随后,他向张之洞报告了沿江各个要隘、炮台的形势,并建议加强江防、开办炮兵学校培养人材。这些建议都受到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和清政府的重视,1896年新购置一批新式枪炮,1898年批准在焦山建筑高位炮台。在巡视过程中,他发现列强派到中国的“洋员”,有的确实是博学多闻、诚实可信,但也有一些“黠猾无行”,有的专门怂恿中国多买他们的枪炮,从中渔利;有的甚至在中国非法测绘地图,从事间谍活动。因此,他提醒政府和人们,对于这些“洋员”要加以区分,提高警惕。

国耻常难忘,志士倡海权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把姚锡光调到湖北,让他主持自强学堂的教务。虽然人在湖北,一年前甲午战争的惨败依然让他痛心。他认为,我国春秋时代就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而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把战争惨败的景象绘制成油画,目的就是让人有“愧愤之心”,所以法国才能上下同心,再度崛起。甲午之战后,中国割让台湾、赔偿巨款,也应该学习法国。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天津、山东等地任职时搜集的资料,结合中外人士的记述,整理出版了《东方兵事纪略》。这部书1898年前后刊印,大约十万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日战争的起因、过程和重大战役,提醒国人牢记国耻,奋发图强。与此同时,他并不盲目排外,恰恰相反,他还是当时主张学习“仇敌”日本的先行者。1898年,他被张之洞派往日本,考察学校教育的体系、陆军的体制及训练方法,回国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普通学校、陆军学校和专门学校的体制、课程等多方面情况,并对女子教育十分推崇。这份手摺对张之洞很有影响,20世纪初由于张之洞等人的推动和参与,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鼓励留学,重视女子教育,并仿照日本教育模式推行学堂教育。

1899到1901年间,姚锡光又到安徽担任地方官,1902至1911年回京任职,担任过大学堂副总办、北洋大学堂总办、军政使副使、练兵处提调、殖边学堂监督、陆军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和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务。在这十年间,他参与过清政府教育、军事的“新政”和练兵,一直关心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局势,到过蒙古地区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等地考察,出版了《尘牍丛钞》、《筹海军刍议》、《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等著作,对于巩固西藏、蒙古地区和重建海军等提出了很多的建议。他的很多主张,比如在四川、西藏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川西边防大臣或提督”,在蒙古地区创办银行、工厂、学堂,移民实边等,对清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决定四川、云南、西藏交界地区设立“川滇边务大臣”后,清政府开始时还准备让出任,他以资历浅为由辞谢,才派赵尔丰担任。

维护中国海权、复兴海军也是他的重要主张。甲午战争后,外国军舰在中国沿海横冲直撞,中国残存的60多艘大小舰艇无力巩固海防,不少人主张重建海军,但因列强瓜分中国军港和八国联军侵华,一再推迟。1907年,姚锡光升任练兵处提调,奉命制定复兴海军的规划。他提出了两套方案,“急就”的办法是以当时能用的军舰28艘编成“外海经制巡洋舰队”和“长江经制巡江舰队”,“分年”的方案又包括两个:一是花费5000万两白银,用10年时间建设一支28艘军舰、排水量5.8万吨的中等海军;二是花费12000万两白银,用12年时间建设一支排水量11万吨的大型舰队。在制定方案时,他充分考虑到了经费、舰队、军港等多种因素,建议全国统一的海军,统一事权,统一指挥;设立海军 “兵官学堂”、研究所、工科学堂等机构,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他还强调:海军、陆军“相为表里”,我国海疆绵延七省,如果没有海军,就会“海权坐失”,陆军也无法“运调不灵”。

让姚锡光无奈的是,清政府并没有批准他的方案。当时,马汉的“海权”思想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美、英、德、日等国都借助这一理论,积极发展海军,加紧争夺世界,我国边疆地区及周边形势危急。他为此更加担忧,极力倡导“海权说”,1908年出版了《筹海军刍议》,指出:当今世界“海权争竞剧烈”,如果“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中国必须发展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才能维护海权。甲午战争时我国的威海卫、美西战争时西班牙的菲律宾,都没能守住,就是因为海军不能进行远洋作战。现在有列强劝说中国多购买浅水军舰,维护近海治安,当权者和海军中的一些将领竟然乐于接受,但是中国决不应听信这些人的话,因为这恰恰使中国失去了海权!

姚锡光筹划边防、海防的努力,无法阻止大清帝国的衰败和崩溃。1912年1月1 日,中华民国成立,由于他对边疆事务颇有见地,1912年7月至1913年9月出任蒙藏事务局副总裁,一度“兼署总裁”,1923年4月还被特派“督办川边矿务事宜”,继续致力于蒙藏事务的管理和边疆地区的稳固,成为当时“知边”、治边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