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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
发布日期:2017-02-06    作者:李鸿宾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摘要:文章以兼跨长城南北的唐前期为例,旨在分析以汉人为主体建构的政权超越农耕区进入草原所受到的限制及其因缘,认为农耕王朝兼跨的局限乃在于自身的生计方式与草原游牧生计存在着难以兼容的张力。如何有效地将迥然有别的游牧与农耕生计为依托的群体共融在一个政权体内,虽然耗费了唐朝历代统治集团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但终究以彼此的分隔而结局。此种衍化的路径似乎暗示“纯粹”的农耕王朝尚不足以跨越南北兼跨的障碍,该任务则落在了源自中原周边尤其北方的政治势力及其含括中原模式而南北兼容的王朝(如元、清)肩上,然而这种政治体同样面临着内部诸种势力与群体间的磨合张力。

关键词:唐朝前期(50余年);兼跨长城南北;张力;影响与限域

唐朝的建国,如果从欧亚大陆整体角度考虑,应当是雅斯贝斯“轴心时代”①映现的雄踞亚洲大陆东部的一个支轴。这个支轴显示出来的意义是它的控制幅度及其背后映现的观念②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耕作地区,还跨越草原,形成了汉人王朝发展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例。至少以往历史进程中提供的案例使我们几乎不假思考地就能辨认出:汉人构建的王朝,不论是此前的秦汉,还是后来的宋明,其政治体的规模和控幅能力,均未能超越农业这一与汉人耕作构成“天然”关系的界度,虽然秦始皇、汉武帝旨在向周边开拓所做的尝试也曾数度突破了农耕地域。唐朝在这个方面的成功,使它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国家王朝踏上了兼跨南北的帝国系列。本文以此为例,在探讨这种局面如何形成的同时,更关注其存续之后局面的失控及其因缘所在。

一、局面形成的条件

唐朝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系其在大一统王朝构建的突出成就所致。与欧洲分化的政治体(即使帝国的掌控下仍旧遮盖不住其分权导致的“四分五裂”情形)相对应的是,③在这个“统一”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主宰下的诉求中,唐朝无疑是值得炫耀的辉煌盛世,而这个盛世并非如同蒙元和清朝那般由非汉族群所建立。那么唐朝是如何构建、为什么要超逾农耕地域而其观念又是如何衍生的呢?余英时在谈论汉代社会中汉人与胡人的贸易时采用了贸易与扩张的词汇描述内外关系。在他的分析中,汉代中国起自中原的局面会随其发展而改变,通过向周边辐射的方式而逾出中原。但它发展的结果也促进了中原周围势力的崛起,譬如五胡十六国的出现,有如5世纪中叶哥特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一样,④对中原造成的震荡也十分突出。这个分析对本研究是一个有用的参考。

如果说继承秦朝的两汉是中国传统王朝构建中的一个凸显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则是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基本限定在农耕地域,⑤它向周边非农耕(尤其北方草原)地带的拓进造成的冲击,亦为周边各种势力积聚力量而崛起提供了机会,譬如草原部落聚合而衍变成为匈奴帝国就是突出的事例。如此看,农耕地带秦汉王朝的崛起与草原匈奴游牧政权的建构,具有相互促进的制约关联。⑥与大陆中西部稍有差别的是,东部地带南北建构的帝国规模巨大,这与农耕地域的广阔与草原无垠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⑦不过,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南北帝国一旦形成,就宣告了对峙时代的开始,而南北王朝的建构不啻其内部关系的协调,也彼此渗透和影响。就此而言,汉末以来北方非汉人诸朝代的兴起即那些部落酋邦的政治体走向国家政权的建设,无疑皆受到汉人王朝的强烈刺激。⑧唐朝的建国及其观念意识的形成,应当是这种氛围影响的结果。⑨

五胡十六国及随后北朝形成的过程,是东汉解体后重新出现的政治集团旨在建立国家而相互博弈链条中诸多环节的呈现。这些部族建构国家的过程,也是南北对峙和博弈造成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建设者已经转成了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势力。⑩他们开启的建国道路,是将自身原有的游牧、半农半牧的元素与中原的传统文化进行整合,(11)以胡汉双轨或分制的方式打造王朝,(12)从而形成了融合南北机制的新型模式。这也是他们因应汉地并保持北方传统所做的尝试。(13)这些国家因族群人口少,力量薄弱,建构的政权涵盖幅度有限,最终形成了鲜卑拓跋部雄踞中国北方的北魏局面。(14)但这已经耗尽了拓跋人的精力,以致在魏孝文帝迎合中原汉人进行汉化的全面改制后出现了南北脱节,其政权以六镇起兵造反而瓦解。随后的东西二魏之间、北周与北齐之间的抗衡兼并,虽激荡于北方内部,却为隋朝建构幅员广阔的王朝奠定了基础。(15)而继承统合长江南北的唐朝,正是借助了北方胡汉整合的天下观与政权的建设,并与中原传统一体化王朝的理念融合,才不仅实现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帝国一统的局面,而且突破长城地带,直入草原。这后者局面的打破,正是北方游牧文化观念对唐朝统治集团形塑的结果。(16)具体说,就是陈寅恪总结的宇文泰强化西魏抗衡东魏而打造的融胡汉为一家的关陇集团发展壮大并走向全国政权建设的呈现。谷川道雄曾说:

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的过程,它具体体现在北周吞并北齐→周隋革命→隋的南北统一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而直接成为这一政治统一进程起点的,则是北魏的内乱。内乱既是北魏式统一政治出现破绽,产生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归结于隋唐这样一个大统一时期的出发点。(17)

作者将隋唐政治之本源归结为北魏的内乱所形塑的北方政治,的确道出了6世纪至7世纪初叶中国兼跨南北王朝发展脉络的特点。这个脉络如同学者们称谓的隋唐国家的“拓跋化”那样,(18)旨在阐明唐朝北方文化血脉的遗存。看来,这个系统包括统治思想和意识观念,应该是促成李渊、李世民政治集团建构超越纯粹的农耕王朝的重要因素。《资治通鉴》在描述唐太宗与其他帝王对待周边势力的差别时特别强调其突出之处,即如他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9)如果没有这种依托北方脉络产生的意识,很难想象唐朝立国后即做出超越中原而拓向四周的举措。当唐朝建国未稳,又面临东突厥军队频繁威胁之际,不论是高祖李渊还是唐太宗李世民,均拒绝修筑长城而隔绝彼此的建议,(20)这里包藏的有朝一日突进草原的政治意图,不正是兼跨长城南北统合农耕游牧那种观念和意识的展现吗?(21)

与此前五胡十六国北朝非汉系政治势力建构的政权不同,隋尤其是唐建构的南北统合的帝国,无论从地域规模还是族群囊括,均超越了其前辈的框架。但这也反过来证明那些前辈也同样有着隋唐政治家们建构大型王朝的胸怀,譬如后赵的石勒就曾说出“朕遇(东汉)光武(帝),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这样的豪言壮语。(22)在他的心目中,曹操、司马懿这类政治家踯躅于幅员寡小的地域之内,不足以展现他的宏伟志愿,他要与光武帝一比高低争雄天下。这种“霸占”全局的豪言透露出羯人石勒一旦遭受大国气度的熏染,亦有问鼎天下雄壮心态的浮萌。只是这些北族政权的寡弱,终未成就大业而中途夭折,魏特夫遂将这类北族南下的政权视作“渗透型”王朝,(23)意在指出其能量有限。

二、唐朝鼎盛局面的建构

唐朝南北兼跨局面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征服草原的东西突厥为要,辅之以降服东北之高句丽并主控该地局势,西入中亚腹地建立都督府、都护府等军政措置而形塑成内地汉人主轴支撑、周边四邻非汉人辅佐的“内重外轻”战略格局为特征的内外二元制王朝而实现的。(24)奠定唐朝跨越南北局面的观念,无疑是促成这种盛世的思想基础。而构成唐朝统治集团的观念,正是中原王朝一统化的“天下观”与北方胡系文化体统的结合。唐太宗在征讨西域高昌王麴文泰和东北高句丽的诏敕中曾分别说过这样的话:

朕嗣应景命,君临区夏,弘大道于四方,推至诚于万类,凭宗社之灵,藉股肱之力,亿兆获义,尉候无虞。建木棘林,山经靡记之域;幽都大夏,王会不书之君,莫不革面内款,屈膝请吏,袭冠带于魏阙,均贡赋于华壤。……

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于拾芥。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池。皇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闻也。(25)

这两道诏敕分别指责麴文泰和高句丽统治者抗旨朝廷,应当受到惩罚。唐太宗据以发兵征讨的依据就是中原强大而覆盖四方昭示的中华之道,而与此相悖者则理法不容,文中展现的大国君王的天下之道与辐射周邻的气态彰显无遗。这无疑就是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当下写照,与汉文帝致书匈奴单于描述的“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的两分鼎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6)当周人推翻商朝之时,他们拿出的依据是商王不道而失去了法统,周人要做的就是“替天行道”。(27)这里丝毫没有触及他们于商人而言“异己”的外来者身份,然而一旦周朝坐大并频频拓展而挺入周围四邻面对那些异己的势力时,周人便通过“五服”划分内外而涌现出了“王土”、“王臣”的天下观念,意图将其扩展行为上升至意识形态而合法化。如此看来,这种以外来者步入中原拿“失道”作借口推翻旧朝建构自身而形成的新型王朝,在其强盛后又通过王朝化将周边四邻纳入其体统而形成的发展路径,至少是西周开启端倪而被秦始皇的秦朝形塑并至于汉代的定型,进而构成了中原盛世王朝拓展的“法理”逻辑。(28)唐高祖尤其唐太宗的内守外拓步入游牧草原的一统王朝开进的路线,正是这一逻辑的衍生和再现。

中原王朝走向一统化的道路,本身就蕴含了中原汉人势力与周边四邻非汉人势力角逐和博弈的成分。这是理解唐朝外向拓展的传统因缘,而北朝胡系挺进中原的文化承传——如上所言——亦不容忽视,除了这一要素内含于中原一统化的逻辑之外,更在于它作为欧亚大陆南北对应中的北系游牧要素南下而与农耕互动中发挥的作用。那么他们在唐朝兴起的7世纪初叶之前是如何展现的呢?

就其时局而论,唐朝以前的欧亚大陆兴起的游牧的突厥与西部的波斯、拜占庭等帝国早已成为支配各自地区和周边局势的“轴心”势力而并立,(29)唐朝的建立从内部说是承隋而立,从外部而言则在诸“轴心”之外又增加了新的“轴心”。(30)就中原与周边二维的互动而论,如果说中国的王朝史充满了中原强大刺激周边(尤其北方)势力崛起的话,(31)那么,周边势力强盛迈入王朝国家序列对中原自身的刺激,也未尝不是历史的“反证”。如上所述,东汉解体之后兴起的“五胡十六国”与北朝胡系势力,直接导致隋唐帝国的盛局,这是北朝非汉系政治文化施展重要作用的体现。与此伴生的则是突厥的崛起并支配亚洲大陆而兴盛的局面。东突厥他钵可汗曾得意地述说北魏分裂后东(北齐)西(北周)二魏为争雄而祈求其支持所表现的姿态:“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32)他钵话语体现的突厥支配作用的彰显,似乎亦给予依附于它的后来者以奋发图强的刺激。当隋朝及唐朝立国之后,李渊从投附突厥的低姿态(33)转而走向与之争雄并北上进行征服。(34)显然,唐朝覆盖南北王朝的兴起,应当是回应突厥北亚霸权的行为。内外(中原与四周)、南北(农耕与游牧)的互动,在此便充分地展现出来了。(35)

三、盛世局面维系的有限性

从唐高祖起家树立中原王朝的框架,到唐太宗、高宗前后相继征服东西突厥、高昌、高句丽等形成的农耕游牧兼具的帝国盛局之形成,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开拓,以汉人为统治核心的一统化王朝最终确立。上文论述的重点是王朝建构的政治文化之渊源和思想意识之基础。王朝局面形成的具体过程则在众多学者的具体研究中得以呈现。(36)问题是,当这个盛局通过记载而被后人称颂的时候,人们对其局面维系50余年之后突厥复国直至安史之乱造成的衰弱甚至一统化局面的塌陷而困惑,虽然历史学家们都很关注这个事件及其后果并做出了有分量的解释,(37)但对盛世局面的瓦解导致王朝的四分五裂,仍旧留给我们不少再做理解和讨论的空间。(38)本文具体的关注点就是:这种兼跨南北的盛世仅保存了50余年(630-680)而未能持久,倘若与元朝特别是清朝这类南北兼跨的巨型王朝相比,为什么如此短暂呢?

元、清均非汉人(为统治主体)建构的王朝,这已为人所熟知。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将其视作中国王朝的组成亦为学术之通识。然而仔细考论,这类非汉系王朝的特质实际上兼并了游牧的传统与中原汉系文化的要素,是二者的结合而非单一,诚如前文所论五胡十六国时代诸国的双轨体系那般。至于元朝蒙古贵族有选择性地采择汉文化与清朝满洲贵族的大幅度吸收,这只是南北混合程度的多少而已。就此而言,这类帝国与中原王朝差异之明显,毋庸置疑。正是如此,才有魏特夫所谓“渗透”或“征服”型的北族王朝或日本学界“马上国家”的分类,(39)其着眼点均聚焦于欧亚大陆南北农耕与游牧分化引发的不同王朝帝国类型的差异,作为其中的一种,蒙元、清朝成为北亚(或内亚)系统与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之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性,亦属昭然若揭。(40)姚大力新近发表的文论将中国王朝划分成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内亚边疆帝国”,(41)应是秉持了学术界二元分化的传统。这对揭示中华帝国在其2000多年发展进程中呈现的特征,应该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若就这样的背景再来分析唐一统化王朝的特质,似乎对其帝国维系时间短暂的问题就能够做出另外的解释。

唐朝逾出中原传统地域向周边(尤其北方、东北和西域等地)开拓之得以成功,主要凭借了武力在先,继之以羁縻府州、都护府等行政(军政)建置,部分地区则施加以移民屯边,再有汉式文化教育跟进的套路。步入远域之地,除了军政措施之外,其他的手段则较为有限,这虽与印度佛教传播辐射,突厥、回鹘等游牧势力包括大食帝国的武力开拓等同中有异,但后者之开拓,更多地建基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经济文化的同质性之上,尤其是游牧政权的扩张,在同质化的地区基本一路畅通。(42)而唐朝向周边的开拓,成功的对象多是其南部那些具有农耕特质的地带,这与秦汉拓向长江流域至岭南纵深之地的畅顺如出一辙。(43)然而当唐朝向北进入草原腹地之后,游牧对农耕的排异特性便凸现出来。这两种生计方式及依托其上的群体之不相兼容所形成的社会特性,(44)促使拉铁摩尔做出将南部的开拓视作内聚边疆而北部则为排外边疆迥然有别的结论。(45)这种形势迫使唐太宗朝廷最终只能采取保持其原有(游牧)方式的办法即羁縻府州以控制这些陌生的群体,(46)这便是贞观四年(630)唐廷安置东突厥降户政策的出台,(47)自此便将羁縻府州作为控制周边异质类群体的办法加以制度化。(48)

然而,尽管唐廷找到了当时最佳的办法之后,突厥人仍然以“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兴起了复国运动,(49)并构建了后突厥汗国;吐蕃则兴起于青藏高原并从西南向唐朝边地推进,东北的契丹亦依违于唐朝与西部势力之间起伏不断。形势的骤变迫使高宗朝廷放弃了唐太宗的攻势战略而转为防守(50)(原来那种旨在镇压边地叛乱出征的行军制度遂转为驻扎在固定地区防卫周边势力攻击而保卫内地核心的大军区即节度使体系),这一转轨始于高宗而定型于玄宗当政之时。(51)节度使兼纳了所在地区的军事指挥、行政管理和经济财政的支配权即所谓权重一方,但这也意味着前期“内重外轻”被“外重内轻”的局面所取代。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节度使本身是内廷权力的衍生即源自唐朝中枢的产物,它是唐廷面对周边外族势力强大时赋予军队将领以权宜处置的便利,可以说唐朝采用了权力结构最核心的力量去应对和解决结构中的外围问题。(52)正是唐廷权力布局的调整给予节度使更广泛的权职尤其拥有的军权,为安禄山那种有野心的将领发动叛乱提供了条件,从内部威胁朝廷。安禄山叛乱之屡被人们谈论,它的意义就在于瓦解了朝廷的权力结构而使唐朝无法维系横跨长城南北帝国的局面,8世纪中叶以后的唐朝基本上陷入了节度使分权扩张和唐廷企图维系自身法统地位的争衡与博弈的较量中,直至帝国被朱梁取代。(53)这种形势人所皆知,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

安禄山行动的本质是掌控地方权力的军队将领发动旨在推翻朝廷的政治叛乱,而他的权力则是朝廷为因应并解决周边异族势力对唐朝造成的冲击而赋予的。于是,问题的本质就落在了唐廷与外族之间的关系上,这也就是陈寅恪所述及的外患与内政之关联,他曾说: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成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54)

这段文字揭示了唐朝的运作与周围外族互动的不可分割性。这就回到了本文开篇的宗旨,即唐朝帝国兴盛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中原核心区稳固之后向周边地带的开拓之上,而周边地区非汉人群体的纳入(不管是主动投附还是被征服的),则是王朝扩展所依托的基础。唐高祖、唐太宗与高宗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四周开拓。然而开拓之后的维系则需要朝廷驾驭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行政架构的搭建、经济生计和文化教养与所拓展地区之间的契合,遂成为关键要素。游牧帝国扩张遭遇阻力最小的地方是同质化的游牧地带,而这里恰恰是唐朝扩展的最大阻力。唐朝若要成功地控制这些与中原迥然有别的游牧、半农半牧地带的群体,就体现在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并置于唐朝的管辖之下,(55)需要唐朝诸多措施的颁布和各方面的协调。但上文的讨论告诉我们,唐朝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成功,东突厥复国、吐蕃的挺进等行为就是证明。而唐朝的对应亦寄托在军事征讨的硬性手段上(节度使防卫体系的构建遂成为唐朝的不二选择),换来的只能是对方更为激烈的抗衡。不管唐朝是否意识到文化相异引生的汉人与非汉人群体之差别和矛盾到了何种程度,单靠军事征讨远非上策,唐廷事实上采取严厉的镇压和报复只能招致更大的仇恨和对抗。(56)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帝国中心与四周的分解局势就明朗化甚至固定化了,而当唐廷陷入内部的冲突无力应对周边局势之时,帝国一统化的盛世之局也就意味着结束。从755年叛乱到随后德宗、宪宗用兵藩镇企图恢复朝廷的权威,再到穆宗的“河朔再叛”,事情的发展一再证明,唐廷已无力再造中华大一统的帝国盛世,最后连维系自身合法性的能力也丧失掉了。

这样的局面只能告诉我们:唐廷无力承担拓展草原和遥远四周之后所背负的重担,它(包括此前的秦汉和后期的两宋和明朝)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在于对其同质化的地区譬如南部的耕作地带和山地的兼纳中。这些地带的群体虽然也不同程度地施展了抗拒,但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进攻、行政建置乃至文化教养的综合拓进的能力相比,这些地区还是相继被裹挟进来而纳入到了王朝之属并最终衍变成为王朝的组成部分。这表明,南部地域的拓展,使得中原王朝获得成功的机缘和利益远远超出其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57)与此对照,对游牧这些异质性地区的开拓,中原王朝需要付出的代价和风险在其开拓进取的过程中似乎足以承受,但若要长期不停地维持和延续,就我们讨论的唐朝案例而言,并没有获得成功(或者说成功了一段时间)。(58)为什么会如此?英国学者芬纳在描述古代帝国维系统治的效能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帝国面积过于广袤,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都很难有效。”(59)王稼祥论及中国古代王朝规模的巨大引生治理成本的高涨。(60)关注的焦点都在规模之上,这是理解此类问题的关键。芬纳在另外的地方还有一段切中肯綮的判断:“在一个国家的某些阶段,它想要做的和能够做的刚好能够达到平衡。”(61)这句话正是针对唐初。规模过大使得唐朝政府想要做的和它能够发挥作用二者之间刚好平衡,意味着唐廷的能量发挥极致,甚至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较宏大规模更重要的,是唐朝扩大到了游牧这类异质性地带进而导致政治体的同一特性被多样化功能解构所造成的张力。(62)事实证明,这种张力就是扩展之后唐朝社会内含的融合度下滑的原因。唐太宗设置羁縻府州容纳游牧人进入其社会并构成内外二元制帝国的格局,(63)固然有效地缓解了游牧与农耕二者相排斥的张力,然而这种松散的关系亦为周边地区外族势力的重新崛起或脱离政府的控制提供了便利。就唐朝君主制一统化国家发展的诉求而言,它未尝不想将那些新入围的异己势力按照中原法统治理进而构成均质化的帝国,(64)然而缺乏对超规模、异质化的王朝经营所必要的技术手段和条件,唐廷常常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状态。论述至此,这个案例似乎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中原汉人为主体建构的王朝若要向周边异质地带扩展并含括多族群国家之建设,应当说它具备了建构的实力(即芬纳所谓的“平衡”),但却缺少长久维系和稳固帝国的能力。这也使我们想起了唐太宗问及草创王朝与守成维系二者难易的问题,魏征答以“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得出“守成则难”的结论,(65)他论述的重点虽强调君主统治的基础在于民众的支持,然而这里涉及守成难于草创的辨识,的确触及了唐朝盛世短促的要害,这也表明它超出了芬纳的“平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王朝开拓的形式。即无论是农耕王朝还是游牧王朝,它向周边拓展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更取决于那些生计方式及构建其上的政治、社会品相与王朝自身相似(相近)势力的“接受”倾向,即他们更易于混同于王朝的拓展之中;而与此迥然有别的那些势力,其抗拒性则与征服者的差异构成了递进式的阻力。如果我们将唐朝南向进取所遭受的挫折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它突破了农耕的限度而向草原的开拓,巨大的阻力就立刻显现了。唐朝突破了这个阻力,但并没有能够长久地维持住这种突破的局面。这样的场景,不但唐朝以前没有成功的范例可循,唐朝之后能够维系下来的范例也非汉人主体统治的王朝。这就回到上文中蒙元和清朝二例之上了。

四、异质性帝国存续的条件

经营一统化而异质性帝国成功的案例,首先由蒙古建立的元朝实现,后以满洲贵族构建的大清为典型,此前的胡汉双轨制政权均系地区和局部性的王朝。

作为蒙古帝国向欧亚大陆的开拓,按照“同心圆扩张”的说法,(66)元朝无疑是他们构建帝国的一个核心,但它也只不过是蒙古贵族征服世界的一个部分。(67)蒙古的扩张是西欧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前的古典时代以帝国为形式的向世界拓展的最具有冲击力的举措。(68)在此视野下,中原成为蒙元帝国经营的一个重要区域。当蒙古势力南下并构建元朝之时,就意味着覆盖长城南北的新型王朝时代的到来。就其统辖的区域与群体而言,不啻包含了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连同周边的东北、西域腹地、青藏和云贵高原,均成为王朝的直属地带,其幅员已超越了中原王朝的任何时代。为什么统辖长城南北的任务不是由中原的汉人王朝完成而交给了蒙古贵族呢?这是一个既简单又难于回答的课题。它涉及了历史上游牧势力的扩张与农耕帝国拓展的限度。如果说唐朝扩展受到地域(实际上是生计方式)的限制而难以持续性地控制草原的话,那么与草原差别甚大的农耕地区何以成为蒙元王朝立国的基础呢?的确,忽必烈时代的元朝政府曾将大都周边的农业用地改变为牧场以满足游牧者的需求,但这样举措却是以危害当地农耕人口的生计为代价。(69)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两种本不兼容的生计方式及其文化观念如何协调以共处(这也是贯穿元朝前后的一贯性问题)。在学者的眼界里,这一矛盾并没有获得解决:在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势力看来,草原帝国的蒙古联盟及其军事力量才是其权力的渊源,中华王朝只不过是披在上面的外衣。(70)这实际上意味着,兼纳游牧、农耕生计方式的蒙元帝国的王朝建构存在着游牧帝国自身的法统和兼并中原汉地而内存的中原核心两个主体性的博弈。帝国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双主体性的协调。(71)遗憾的是,元朝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元末朱元璋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引领民众推翻元朝的行为看,其法统地位始终未能获得中原汉地普遍而持续的认可,朱的理据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72)这虽出自北上征伐的功利动机,但它也的确击中了元朝法统劣势的要害。这应当是它统治不足百年的缘故。(73)

继其后推翻明朝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则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双主体性的难题(至少较蒙元为成功)。不过这也耗费了清朝统治集团治理国家的大部分精力,事实上,一直到灭亡之前,满汉分立抑或融合仍旧困扰着统治集团。(74)当初摆在努尔哈赤那辈人面前的,是他们如何在纠集满族群体的基础上融合周边的蒙古、汉人进而统合为新政治体并创建王朝国家的任务,也是入京前后的首要大计。一旦入关建立覆盖全国性王朝之后,到底以满族贵族集团为主体还是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中华汉系大地为核心所引生的冲击,遂成为统治集团议事日程的核心。清朝统治者的现实困境,亦成为今日学术持续争议的话题,当下“新清史”之引起人们的重视即根源于此。(75)譬如罗友枝就认为清朝统治能够持续长达267年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有效地利用了内亚各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巩固了全国统一,中原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帝国的组成之一而非全部。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就是清朝统治集团自主性地位的确立。(76)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何炳棣,(77)他强调清朝的统治之能成功,就在于它吸收了中华文化并融进了这个法统之内。直白地说,就在于它的汉化(这也是理解那些非汉系政治势力入主中原后能否成功的关键)。

双方的强调各有理据。数千年王朝帝国的发展轨迹,蕴含的都是多族群多地域的政治体的集合而非彼此的排斥。对一个非汉系经营包括中原在内多地域多族群的政治体而言,多面向组合的本身就蕴含了多层面的要素,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均能找出自身的依凭。撇开这些不论,清朝持续近270年的统治较蒙元自属成功,但能够在一个巨大的、与自己属性差异明显的汉地经管帝国,满洲贵族的自主性与中华正统地位的衔接与融合至为关要。如何成为这个体系的代表亦即中华正统,就成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在康熙、雍正等诏敕之中均有生动的展现。(78)易言之,如果说初期的满洲贵族集团秉持的自主性是其入主中原动力的话,那么在进入汉地经营庞大的帝国之后,这个自主性就与中原法统产生了重叠进而融入了这个法统里面,进而成为我们理解清朝成功于元朝的关键所在了。正是如此,满洲贵族集团在中原汉地才没有遭受到蒙古贵族势力在元朝那样的命运,虽然满汉矛盾仍旧存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的朝廷上下和整个社会(尤其南部)之中。(79)

话语至此,我们便可直接回应本节开头非汉系政治集团建构的兼跨长城南北异质性帝国取得成功的问题了。无论是元朝不足百年的统驭还是清朝法统的长期维系,它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周边的非汉系势力一旦步入中原之后,便以此为统治的根基和法统的渊薮,辐射周边而与中原汉地腹心—外围的天下构架重叠复合,又通过自身的主体性向中原核心的转换而获得了法统地位。这在清朝表现得尤为典型。(80)与此对应,唐朝虽将触角伸向了四方尤其是游牧和绿洲的远域,但其主体性并没有随之转移而与这些地区产生融合,相反,这些耗尽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拓展带给周边的,就是那些驻扎点的军队、行政机构和特定地区的家属后勤人员及其所宣示的朝廷的影响力,他(它)们与所在地社会的隔绝,决定了朝廷的触角只是触角而已。假若就此着眼,一部中国历史的前后延续所凝聚的兼具南北的一统化王朝的抟成,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当汉人为主体建构的王朝不能长期维系跨越农耕游牧众多成分组合的异质性政治体的时候,它的空缺就会由兴起于中原周边的势力(尤其具有统一力的游牧或半农半牧势力)通过强力挺进中原建立巨型帝国或王朝的方式所填补。如此看,中国王朝的发展、拓进和壮大就应当是在汉人与非汉人王朝的相互交织中逐步实现的。(81)

注释:

①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页。

②魏征曾说“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1《君道第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页),这是针对获得王朝法统地位之后如何施展才干治理国家以维持长治久安的君主地位之重要性的描述。作为劝谏皇帝稳固政权、不喜拓展为务的魏征,上述话语所揭示的君主主宰天下的气度亦颇为彰显,可见王朝强盛扩展的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参见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8页;Jonathan Karam Skaff,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urs:Culture,Power,and Connections,580-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pp.9-11。

③欧洲的分权历史是其发展的常态,有关中西历史不同路径的最新研究,可参见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⑤有关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可参见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⑥参见[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246页;[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2页;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56页。

⑦有关这两个帝国规模的论述,可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03—156页;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7页。

⑧参见[日]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译:《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⑨有关汉帝国瓦解之后权力与文化的重新整合以及对隋唐产生的影响,裴士凯等《〈文化与权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世界的瓦解与重建〉序》做了清晰的交代,单国钺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51页。

⑩有关“五胡”,参见刘学铫:《五胡史论》,南天书局2001年版。

(11)参见[日]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77—106页。

(12)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08—113页;刘学铫:《北亚游牧民族双轨政治》,南天书局1999年版;雷家骥:《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兼论其一国两制的构想》,《东吴文史学报》第8号,1990年3月。

(13)参见王安泰:《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82—98页。

(14)对这一时期展现的南北胡汉两个角度及其关系的转化,一直是自内藤湖南以来日本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新近汉译的川本芳昭所著《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是对此问题进行的通俗性介绍,参见该书前言、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等。

(15)这是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核心观点。参见[日]川本芳昭:《论胡族国家》,[日]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87页。

(16)参见[韩]朴汉济:《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而提出的一个方法》,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77页。

(17)[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4页。

(18)Sanping Chen,"The Legacy of the Tuoba Xianbei:The Tang Dynasty",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1-38.

(19)《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参见拙著:《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0页。

(20)参见拙文:《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21)蒲立本将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关系列为四种类型,提及唐太宗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将南北并置在一个王朝之内的君主。参见Edwin G.Pulleyblank,"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l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in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eds.,Essays on Tang Society:The Interpla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Leiden:E.J.Brill,1976,pp.33-60。

(22)《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23)[美]魏特夫著、唐统天等译:《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

(24)参见雷家骥:《从战略发展看唐朝节度使体制的创建》,此据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53—318页。

(25)(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30《蕃夷·讨伐》之《讨高昌王麴文泰诏》、《讨高丽诏》,洪丕谟等点校,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644页。

(2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参见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p.65-66。

(27)参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19—322页;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525页(本部分由宋镇豪执笔)。

(28)王爱和的《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美]金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旨在探讨中国王权从王作为宇宙中心的商朝模式演化为帝王作为宇宙和帝国之枢纽的汉代模式所展现的君权发生的变化。这一讨论与上文中王朝拓展的方式可相互印证,抑或说构成了后者的观念基础。另外,对王朝更迭获取合法性的系统研究,参见[韩]朴炳奭:《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当化以及正当性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4页。

(30)参见[美]白桂思著、付建河译:《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有关唐后的例子,参见Lin Hang,“Conquer and Govern:The Rise of the Jurchen and Their Jin Dynasty(1115-1234)”,in Francesca Fiaschetti and Julia Schneider eds.,Political Strategies of Identity Building in Non-Han Empires in China,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pp.37-57。

(32)《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

(33)参见朱振宏:《“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的再检讨》,此据氏著:《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5—96页。

(34)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7—226页。

(35)参见Jonathan Karam Skaff,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urs:Culture,Power,and Connections,580-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pp.105-133。

(36)参见胡戟等撰写的《政治事件与政治集团政治人物》,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5页。

(37)参见毛阳光等撰写的《政治事件与政治集团政治人物》,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7—75页。

(38)有关唐朝后期社会局面的维系与瓦解,学者们亦多有关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出版的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王赓武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年版。原书英文系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二书。前者意在强调经过安史叛乱冲击之后的唐帝国如何通过整合、创制新兴的藩镇体制而重建其政治权威和统治力的问题,注重于唐朝政治的延续。与之对应,后者则意在阐释唐朝政治体的旧有框架之内通过朱温这一节度使藩镇的个案如何崛起并走向新政治体的嬗替过程,将重心放置在断裂与延续的辩证之中。这二书作为后期唐朝走向的两种关照,不失为典型性的分析。

(39)参见[美]魏特夫著、唐统天等译:《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日]田村实造著、袁韶莹译:《关于中国征服王朝》,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4、96—109页;[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40)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6“蒙古帝国”、第8“游牧帝国的尾声:清朝统一蒙古与准噶尔”。

(41)参见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

(42)关于游牧社会的同质化,参见[美]拉铁摩尔著、袁剑译:《草原游牧世界》,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450页。

(43)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参见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97—134页。该书在描述中原政权向南部拓展的成功时更多地归结为早期汉人移民的影响,但也强调了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融合。虽没有明确触及“同质化”这一词汇,其内容是含括在内的。

(44)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草原游牧世界》,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413页。

(45)参见[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历史的疆域》,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363页。

(46)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7页。

(47)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27—272页。

(48)参见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0页;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1页。

(49)《资治通鉴》卷202,调露元年十月条。

(50)参见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此据氏著:《唐长孺文集·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351页。

(51)参见唐长孺:《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12—422页。

(52)对此将在另文《内源型变迁的王朝权力结构——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书后》(待刊)中进行探讨。

(53)傅乐成将藩镇与外戚、宦官、权臣视为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四个要素。作为军阀的表现,藩镇对唐朝中央权力的侵害,无疑成为解释唐朝灭亡的要素之一。参见傅乐成:《中国通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99页。

(5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55)唐朝在这个问题上颇费周折,但它做到了超越此前任何王朝的程度,尤其是为抗衡突厥而使草原的铁勒诸部主动降服,太宗被他们冠以“天可汗”称谓,显然获得了相当多游牧势力的支持。参见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此据氏著:《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3—208页。

(56)这一点在东突厥政权复兴中其头领碑铭(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的誓言中有关他们与汉人关系的宣示和鼓动中有生动的表现,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22—123、152—153、158—159、169—170页。

(57)参见[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亚洲内陆边疆:防御帝国与征服帝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393页;方铁:《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8)拉铁摩尔早就注意到了南北拓展的差异,参见[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历史的疆域》,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360—363页。

(59)[英]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卷1(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60)参见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7、73—94页。

(61)[英]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卷1(修订版),第597页。

(62)姚大力首先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将唐朝视作两个不同区域的组合,即以人们熟知的“黑河—腾冲线”为分隔线的南北异质性区域所呈现的人口分布之差异及唐廷设置管辖手段(行政建置)之分明。汉系王朝所能解决的问题始终囿限在农耕为主体的地带直至近代国家时代,最终能够完成王朝国家一统化的任务则落在了元、清这类内亚边疆帝国的肩上。参见氏著:《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文汇报》2015年10月9日《文汇学人》版。

(63)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民族史研究》第7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1—79页;《“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8页;《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75页。另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98页。

(64)均质化或者更通常的说法——一元化的建构,是古代中华帝国普遍追求的目标。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5、616页。

(65)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1《君道第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页。

(66)参见[日]衫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209页。

(67)参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为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8)参见[日]衫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69)参见杨志玖:《关于元朝统治下“经济的破坏”问题》,此据氏著:《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46页。

(70)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82页;[日]衫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第131—134页。

(71)参见Franke,Herbert,“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Sitzungsber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Münch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München: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et al.],Heft 2,1978。

(72)《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

(73)参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为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694—701页(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撰写)、710—725页(牟复礼撰写)。

(74)参见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美]路康乐著,王琴、刘润堂译:《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75)参见定宜庄、[美]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创刊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46页。

(76)参见[美]罗友枝著、张婷译:《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77)他前一篇“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7,26(2),pp.189-195。正是它引起了罗友枝的争议,旋后,何炳棣又发表《捍卫汉化——驳罗友枝〈再观清代〉》予以回应,何文原载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8,57(1),pp.123-155;另见张勉励译,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19—52页。

(78)参见姚念慈:《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与皇太子的立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燕京学报》新2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166页;《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清史论丛》2009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86页;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5—131页。

(79)王朝帝国在建构与发展中内存的逻辑就是将地域、族群、文化和生计方式等众多异质性的要素统合在一个政治体的架构之中并试图走向均质化。但由于中国异常复杂的局面,这也成为历代一统化王朝的纠结与矛盾的所在。此一任务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架构更成为核心问题。从这个角度着眼,元、清只是完成了农耕游牧等相异社会方式的统合,应属均质化的第一个层次。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第600—601页。

(80)狄宇宙从生计方式的差异上也论述了二者的不同,参见Di Cosmo,Nicola,“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4(1991),pp.1092-1126。

(81)在拉铁摩尔看来,农耕与游牧社会的成功结合是20世纪以后的事。参见[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历史的疆域》,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