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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
发布日期:2015-09-30    作者:沈海涛 衣保中 王胜今    来源:《吉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摘要: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实施了大规模移民战略,尤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陆续向东北派遣30余万日本移民。日本为了掩饰其战略意图和侵略行径,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团”改称“开拓团”,企图掩盖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从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及其移民政策的变化过程来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上升为“国策”地位的国家战略行为,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手段,日本“开拓团”本质上就是“殖民扩张团”。

关键词:日本侵略;移民侵略;中国东北;“开拓团”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对外侵略扩张历史,否认当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断通过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活动,企图推翻历史结论,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侵华历史重新梳理,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

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的移民侵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实现大陆扩张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号称当年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足见其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历史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名称概念混乱、史实证据残缺、本质认识模糊等诸多问题与缺陷。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的视角,针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名称变化、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依据日本侵华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拾遗补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尝试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历史认识产生的历史与文化根源进行剖析。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应严肃对待外语历史名称的翻译与使用问题,辨清是非,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是非观与历史观。

一、历史名称与历史假象

长期以来,在有关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关历史事件、制度名称、群体(团体)称呼等等,常常由于日本的历史文献资料中使用了汉字,因此在研究中很多日语词汇便不加翻译被直接拿来使用。这种“拿来主义”现象与近代以来汉字“逆输入”现象的大量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功能作用和评价也比较复杂。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很多并非近代新造词语逆向回流的情况背后,隐藏着文化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以及日本掩饰对外侵略扩张的重大政治目的。主要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相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后殖民主义则更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1]

由于中国汉字在古代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文字的主体部分,因此在日本历史文献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汉字或以汉字为主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在翻译成中文使用过程中,出于文义相通或文字相近,相当多的专有名词便原封不动地被拿来使用,有些甚至约定俗成地变成了“新汉语”和“新汉字”。毋庸置疑,这对推动汉语汉字的进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某些历史名词带有极强的时代和政治色彩,却依然被“不假思索”地照搬照用,如日本侵华时期的“从军慰安妇”、“开拓团”等用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外语历史名称用语的“拿来主义”对研究活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某种便利,使中日文化学术交流有了“共同平台”。然而,这种不加分析和思考,甚至不加翻译地照搬照用,其带来的后果与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诸多不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大义的消极后果,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认识问题与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无心的“拿来主义”和故意混淆是非、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将使历史研究陷入后殖民主义语境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陷阱,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丧失我们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判断能力。在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论争以及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观与行动的过程中,许多时候我们处于被动的局面,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故意混淆历史概念、抹杀历史真相、颠倒是非曲直的言行,我们使用的语言“武器”很多是外国制造、日本制造,分析框架与原则规范都被纳入对方铺设好的“语境”之中。如何防止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现代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实施的“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1]的控制,防止成为其思想文化上的附庸,就成为当代中国在文化建构与公众教育,特别是在日本侵华历史研究中建构起坚固的防御阵地,树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领导权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和现象,客观上也为日本开脱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提供了借口和可能。在后殖民主义话语权下,日本侵华历史给中国带来的是另一种无形的影响和深远的危害,造成文化意识上的错误认同,继而模糊、赞同日本右翼势力对其殖民侵略的粉饰与回避甚至否定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今许多日本人无法正确认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及其本质,助长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认识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有关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历史研究中,“满蒙”、“移民”、“开拓团”等日本对中国殖民侵略扩张时期的官方用语有时甚至被不加引号地照搬使用,不仅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掩盖了日本对中国殖民侵略扩张的本质,也容易使相关研究走入误区,陷入单纯的人口移动研究,陷入简单的外来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理,进而对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特征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需要破除现有的、对本质认知存在干扰的假象。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2]57而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研究中厘清本质与假象的关系,有助于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进行全面、客观与深入的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中,惯于使用词义暧昧、冠冕堂皇的词语,极力掩饰其战略意图和侵略行径。“从军慰安妇”的真相与本质是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强迫大量的日本、朝鲜和中国等国的妇女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是供其蹂躏压迫的“性奴”,与现代日本国内依然使用的“慰安”一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该名称的使用,客观上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战争罪行的问题实质。而“开拓团”一词,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过程中炮制出来的一个专有名词。长期以来,不仅日本仍然延续使用这个名词描述日本移民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世界其他国家甚至我国学术界也在沿用这个名称。“开拓”一词本身带有褒义,开拓荒地、开拓新领域等等。如本文后面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集团称作“开拓团”,就是企图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行径美化为开垦荒地,开发“满蒙”、“无主地”,建设“大东亚王道乐土”的经济开发行为。无疑,这一词语的使用与流传,掩盖了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加以澄清,揭开日本移民侵略的本来面目。一言以蔽之,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权下,不可能真正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做出批判性的结论,无法真正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

二、“开拓团”称呼炮制的背景与经过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移民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日本侵占旅大后,日本首任“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就开始谋划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1906年,“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了10年内向满洲铁道移民50万日本人的移民计划。后藤新平在《关于大陆政策的根本备忘录》中强调了“向满洲移民的重要性”。时任日本满洲军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也积极鼓吹“满洲移民”的必要性。可以说,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就把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定为重要国策,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首选之地,“满蒙雄飞”论逐渐成为日本国内主要的社会思潮。1914年日本在大连建立了第一个“日本人移民模范村”——“爱川村”,1915年迁入日本移民19户48人,翌年又迁入13户日本移民。[3]此后,日本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内陆续设立一些日本人移民实验点,迁入日本移民和安置“满铁”铁道守备队退伍士兵从事农业活动。由于受到中国的抵制,此时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规模较小,局限于大连和“满铁”附属地范围内,收效不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开始公然全面地推进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计划。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等移民侵略的方针政策,开始具体实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计划。日本拓务省也以加藤完治等人炮制的《满蒙殖民事业计划书》为基础,形成了《满洲移民计划案》。1932年至1936年间,日本陆续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向桦川、依兰、绥棱、密山等地迁入2785户日本移民。由于移民招募对象以日本“在乡军人”为主并按军队形式编组,配发武器,被称为“武装移民”。[4][5]

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在对已经实施的移民方案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提出要在15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万户的侵略计划。为此,日本在国内成立“满洲移民协会”,在伪满洲国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5年6月,日本与伪满之间签订的《日本国满洲国关于满洲国日本臣民居住及满洲国课税等条约》及其《附属协定》中明确规定:“日本国臣民可以在满洲国领域内自由居住往来和从事农业、工商业等其他各种公私业务与职务,而且享有关于土地的一切权利”[6]。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建立了以军部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把向中国的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该计划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只推行了两期。从1932年10月到1945年5月,日本移往中国东北的移民总数达到10.6万户,32.2万人。[3][4]

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移民,一直使用“移民”的称呼。其间有“武装移民”、“分村移民”、“分乡移民”等等具体称谓。1936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七大“国策”之后,日本通过移民改变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把东北彻底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图谋昭然若揭。日本为了掩盖其移民侵略的性质和目的,就授意伪满当局更改日本移民称呼。1939年2月,伪满拓殖委员会事务局长稻垣征夫呈请伪满国务院总务长星野直树,认为“关于移民这一名称,即现在的名称,不能正确地反映满洲移民的实质,应重新选择适当的名称,以取代现有名称等见解,在有关首脑中曾屡次提出过。今年1月份在新京召开的移民恳谈会上,与会的各移民团长,曾一直表示希望早日改称,第八次移民团长会议,提出与上述相同的意见。今后,凡是与满洲移民有关的各种名称,不论其属于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一律按下列几方面加以修改。望从速下转各所属机关,按照此项统一规定切实执行”[7]。要求将日本移民改称“开拓民”或“开拓农民”,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将“移民地”改称“开拓地”,将“移民政策”改称“开拓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卑劣行径,日本移民进入中国东北根本不是搞所谓的“开拓”,而完全是一种侵略行为。[4]1939年12月,日本颁布《满洲开拓政策要纲》,正式采纳了上述名称。自此以后,日本及伪满的文献中,把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全部改称“开拓”,“开拓团”成为日本及伪满洲国对日本移民的官方正式名称。

日本把移民改称“开拓团”,完全是一种欲盖弥彰、掩盖其侵略用心的卑劣行径。如同日本将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称为“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刻意掩盖其侵略罪行一样,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同样包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掩盖侵略罪行,缓解中国人民对日本移民侵略的反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掀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众斗争,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抗日联军等,此起彼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日本的移民侵略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1934年3月“土龙山事件”[4]爆发,当地中国民众奋起反抗日本人强夺农民土地的侵略行径,聚集了14000余中国农民,打死日军指挥官饭冢朝吾大佐为首的日伪军40余人,迫使日本不得不变更日本移民的迁入地点。为了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企图改用“开拓”一词,造成日本人不是抢夺中国农民既有的土地而只是开垦无主荒地的假象。

第二,欺骗日本民众,鼓动日本农民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殖民侵略。积极鼓吹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加藤完治说:“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开垦荒地,把匪贼横行的满蒙变成世界上的和平之乡,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使命。”[8]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鼓动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还在日本国内掀起“大陆开拓文学”的潮流。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鼓动下,“为了国家我们去了”成为当时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流行口号。除了流行“开拓文学”,大量纪录片、电影短片也成为鼓动日本人移民的宣传工具。纪录短片《年轻的开拓者,满蒙开拓义勇军》描述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训练和生活。[8]为鼓励日本妇女嫁入中国东北,号称“满蒙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甚至还亲自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嫁娘》的歌曲,命人组织传唱。

第三,蒙蔽国际舆论,减轻国际社会对日本殖民侵略行径谴责的压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国联”,尽管日本时任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联”还是在1933年2月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联报告书》。日本恼羞成怒,于3月27日退出“国联”,走上国际孤立的道路,一意孤行,扩大和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9]日本同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航空油等物资,后来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禁运。为了摆脱国际孤立状态,缓解国际舆论压力,日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掩饰其对华侵略扩张的罪行,把“移民”改称“开拓团”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玩弄掩耳盗铃的文字把戏。

三、日本“开拓团”本质上是“殖民扩张团”

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移民”向“开拓团”的称呼变化,集中反映了日本对华移民侵略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历史特征。日本刻意通过政府行为,更改“移民”为“开拓团”,有着模糊、掩饰日本对华进行移民侵略本质的险恶用心。然而,能够做出单独退出“国联”疯狂之举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似乎并无必要过分在意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而对一个政策性群体名称进行调整,其更深层的原因和背景在于:

首先,将“移民”政策修改为“开拓”政策并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的举动,发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并非简单地应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的一时之举,而是显示着对外侵略扩张战略调整的重大意图。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实现向近代国家转型之后,“海外雄飞”,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就一直成为日本国家的根本发展战略。“移民”只是单纯的经济意义上的人口迁移,虽然也有国家有意识地输出人口,有组织地向海外移民扩张的意图,但尚缺乏战略意义上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当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成为广田内阁的“国策”之后,“移民”政策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战略意义。“移民”一词已经不能够表达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和深远图谋了。“开拓”一词,原本就有开拓疆土、扩展领地的含义,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国策”之一,“满蒙开拓”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之前所进行的局部的有限的移民政策了。日本“开拓团”肩负着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使命,是一种国家战略行为。[10]1896年4月,日本政府为了殖民统治台湾而设置了拓殖务省,1910年设置内阁直属的拓殖局,1929年升格为拓务省,负责海外殖民事务。[11]1936年8月,“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政府七大“国策”之后,同时也授意伪满当局把移民政策列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这个计划目的在于要在20年后伪满洲国推定的5000万人口当中,日本人占其一成,成为所谓“五族协和”的核心和主导民族。为了推进移民侵略,日伪当局不仅设置了“满洲移住协会”、“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满洲拓殖公社”、“满洲拓殖委员会”、“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和“开拓总局”等侵略机构,1939年又制定了被日本殖民主义分子视为从事移民侵略“最高宝典”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40、1941年日本更制定了合称“开拓三法”的《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为日伪推进移民侵略的“国策”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移民”向“开拓团”的名称变化,不仅仅是为了掩盖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对华侵略战略上的调整和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

其次,日本对华移民侵略不仅是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产物和政策,更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和制度机制。在日本推行向中国东北移民扩张政策的过程中,移民政策通过向“开拓团”的蜕变,已经演变成与“满铁”的经济扩张、关东军的军事占领以及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治并行的殖民统治机制。通过对“百万户移民计划”的重新解读,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对帝国主义殖民理论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其对20年后500万移民与5000万东北人口的比例估计,也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将中国东北彻底变成日本一部分的长期战略目标。日本“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日本关东军在《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中认为,日本在日俄战后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5]。从长远目的来说,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000万”[12],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和人口结构,日本人将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东北地区将成为日本的永久殖民地。

1931年以后,伪满当局、“满铁”等“国策”企业成为日本实施移民侵略的主导机构。日本政府、伪满当局、“满铁”,三者扮演着共同而有区别的政治角色,在组织派遣移民与支援移民迁入及其管理等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最新发现的历史资料表明,日本通过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特殊形态明显有别于日本在台湾地区、朝鲜以及其他占领地区实施的统治形态。在东北地区,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朝鲜人和白俄人等移民集团依据统治需要进行调配,分割控制当地原有的中国居民并不断制造民族摩擦,使其相互牵制和相互制约。“五族协和”的本质就是日本人包括日本移民集团居于核心领导地位,掌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金字塔状”的统治结构。以日本实施移民侵略过程中的土地抢夺为例,日本的“开拓团”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所谓的“开拓”土地的活动。不仅所谓的“开拓地”绝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手里抢夺来的熟地,无需再进行“开拓”,甚至这些土地被日本人强占后也不是由日本人耕种,而是租给或雇用中国农民耕种。日本移民实际上成为当地的统治阶级和太上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这一点,甚至连当时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或资国人之发展,非法侵害满人利益,上下驱于优越之感”,已经招致中国人的反感,酿成“反日思想”。[13]日本为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不断加紧对东北土地的掠夺,除将没收的国有地、官有地以及“逆产地”、“地主不明土地”直接划作移民用地外,还强行从中国农民手中“收买”土地。而所谓的“收买”,有的地方实际是熟地和荒地平均后定价为1元,等于无偿掠夺。如1933年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移住桦川县永丰镇,将该镇的99户、400多名中国农民全部逐出并掠夺该村全部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41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以移民用地的名义占夺东北土地达2000多万公顷,是当时日本国耕地总面积的3.4倍。[14]而且日本移民大多把土地出租或者雇用中国农民耕作,自己变成坐收渔利的殖民统治者。因此,日本移民只有“开拓”之名而绝无“开拓”之实。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口移动,而是日本实施殖民侵略扩张“国策”的主体。1934年11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在“对满农业移民会议的开幕辞”中公开声称: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与日本国向其他国家移民相比,具有不同的宗旨和意义”[15]。因此,为了特别表明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在移民集团的名称上体现出“开拓进取、开辟满蒙新天地”的“积极”色彩。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更是直言不讳,称“满洲移民并非经济型移民”,“向满洲移植日本人使其作为民族发展之地,永久确保日本的权益,并作为日本的外围前哨以图发挥政治的军事的”作用,“满洲移民问题就是从这个所谓国家的见地出发被提上日程的”。[10]可以断言,移民是一种特殊的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统治形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采取的特殊统治制度与机制。

再次,应从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变化与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变化的相关性角度,重新认识日本对华殖民侵略的多重性,从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总体格局中重新认识移民在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从根本上纠正日本人错误的历史认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面临深陷中国大陆战场,同时又不得不应对美英等国压力的困难局面。但尽管在战时兵员紧张、国内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下,日本政府依然坚持实施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政策计划,足见其移民侵略政策的战略性、特殊性与计划性。1937年7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满洲国中药产业统治法案》,提出了“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开拓移民”的三大“国策”。“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公然主张,“通过经济统制,每年满洲国要向关东军提供2900万吨煤炭、150万吨铁钢、1000万吨粮食,为此,必须要收买满洲国的可耕作土地的四分之一,即1000万公顷的农地”[16]27,由此开启了大规模的掠夺中国东北土地的侵略活动。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前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不仅与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相联系,也同日本与苏联关系的变化、同东北地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的军事形势变化相呼应。在伪满档案中,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以支那事变(七七事变)为转机,苏联对中共东北党(军)之谍报谋略工作明显加强,从过去一年(1937年)由许多证据可以看清。另外,在此期间可以认为从苏联方面(哈府军司令部)对中共东北党(军)之策动支援,已达到相当顽强且深刻之程度”[17]。因而,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的移民侵略带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同步进行的。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武装移民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目标,重点在于满足“整治治安不良”的东北占领初期的军事与政治统治的需要,把日本移民作为“治安维持协力者”进行组织和利用。从1932年至1936年日本政府进行的五次武装移民,基本上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即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巩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从“屯田兵”、“屯垦军”、“特别移民”等名称上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日本移民侵略的基本性质和任务。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国策移民”阶段,不仅移民的募集由原来的以“在乡军人”为主向一般农民为主转变,日本移民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发生变化,转向利用移民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把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甚至使之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日本移民的作用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日本“开拓团”的大量移入,本身就具有建设“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计划”的目标绝大部分都是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为了强化“开拓团”的军事功能,1938年以后日本把向中国东北派遣“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作为“充实满洲国防的第二线”和镇压中国人民的重要警备力量。通过移民“开拓团”的统治,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侵略扩张的军事色彩被建设“五族协和”的和平假象所掩饰,“开拓团”部分代行了日本关东军在平时的军事统治职能,在战事紧张时又直接变成了日本侵略军的预备队和别动队。军“民”同时向中国东北推进,在战事压力小的时候,便以武装移民为主,军队为辅;战事紧张时,军队为主,移民转换为军事预备队和辅助力量。大量的历史资料与研究成果证明了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事实”[18]。因此,“移民团”向“开拓团”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名称变化,它不仅掩盖了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更体现出一种对华侵略战略上的调整和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日本为了掩饰对中国东北开展大规模移民的侵略行径,把日本“移民团”改称“开拓团”,从此“开拓团”成为二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正式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该名词的引用并流传掩盖了日本移民的侵略本质,我们应该重视和纠正以往研究中不加甄别地照搬引用日文专有名词问题。名称用语的“拿来主义”,将使日本侵华史研究陷入后殖民主义语境与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权下,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语境”当中,将无法真正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客观上为日本侵华历史开脱责任。

第二,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移民,一直使用“移民”的称呼,其间有“试验移民”、“武装移民”等称谓。1936年日本提出“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成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后,日本通过移民改变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把东北彻底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图谋昭然若揭。日本为了掩盖其移民侵略的性质和目的,就授意伪满当局更改日本移民称呼,1939年正式把“移民团”改称为“开拓团”。日本之所以模糊概念,混淆视听,就是企图掩饰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以缓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鼓动日本民众支持并积极参与其殖民扩张战略,蒙蔽国际舆论以减轻国际社会对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压力。

第三,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在旅大及“满铁”附属地设立试验移民点,到“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武装移民”,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又炮制了百万户移民计划并上升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也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轨迹表明,日本“开拓团”肩负着日本殖民扩张的国家使命,日本“开拓团”绝不是普通的人口移动,而是带有鲜明武装力量或准武装力量色彩的侵略工具,更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和手段。因此,日本“开拓团”,本质上就是殖民扩张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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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浅野丰美、松田利彦编:《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展开》,东京:信山社,2004年。
[7]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黑龙江省档案馆藏,1989年。
[8]《侵华日军的帮凶日本开拓团》,http://www.meyet.com/thread-259348-1-1.html,2014年4月14日。
[9]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10]浅田乔二:《日本殖民地研究史论》,东京:未来社,1990年。
[11]秦郁彦编:《日本官僚制综合事典:1868—2000》,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12]堪旭彬:《为什么是方正县在为日本人立碑》,http://act3.news.qq.com/5105/work/show-id-70.html,2011年8月4日。
[13]辽宁省档案馆编:《日本“对外同志会”关于“对满策建议案”(秘件)〈溥仪私藏伪满秘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年。
[14]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东京:明文堂,1944年。
[15]满洲经济调查会编:《满洲农业移民方案》,第2编第1卷第2号,满洲经济调查会,1934年。
[16]熊达云:《过去的事实是怎样被描述的?——关于“满洲事件”与“满洲国”》,《斩剖“创造会”的历史教科书——在日中国人学者的视点》,东京:日本侨报社,2001年。
[17]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伪满档案史料选编: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18]王胜今:《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新视角》,《东北亚论坛》,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