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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清朝的满语推广政策
发布日期:2015-10-09    作者:李英姿 刘子琦    来源:《满族研究》2014 年第1期

摘要:满族统治者采取多种政策加强满语文的地位,积极推广满语文,但是最终满语文逐渐被汉语文取代。本文通过考察清朝的本体语言规划和地位语言规划,探讨满语文消亡的原因以及启示。

关键词:清朝;满语推广;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和政策(Language Planningand Policy)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实践活动,其存在历史悠久,从世界范围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试图通过净化拉丁语的手段来维护其神权统治;在以色列希伯来语得以复兴;在中国古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书同文”政策;中国近百年来开展的包括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国语运动以及建国后的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等语言文字改革等,都属于语言规划和政策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历史上,满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清朝,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和满文,满清盛极一时。满语也称清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对清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发挥了极大作用。民族语言是国家符号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满族统治阶级早就认识到了其重要意义,并实施了一系列推行满语文的语言政策,但是满语文依然难逃式微命运,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满语的本体规划

一般认为语言规划可以区分为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和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是决定语言或变体的地位和功能的决策过程,也就是什么语言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地位,包括官方语言是什么语言,非官方语言是什么语言,通用语言是什么语言,什么场合下可以使用什么语言等。本体规划指的是语言规划的具体方面,包括词典的编纂、语法的说明、借词的规定、术语的修订及书写系统的建立与完善等等。满语文在满族统治者的重视下经历了创制、完善等本体规划过程。

1.无圈点满文的创制

金代女真人参照汉字创制了“大字”和“小字”两种女真文字,这是满文诞生的基础。女真人后改用蒙古文字,“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1]

借用蒙文的做法逐渐无法满足现实交际的需要,也无益于满族统一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2]万历二十七年(1599),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的旨意,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设计十二字头,协合满语语音,创制了“形声规模,本体略具”的满文。[3]因其无圈点,被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连同后来改进的满文,一起称为“国书”或“清书”。无圈点满文前后大概通行三十余年。

2.有圈点满文的创制

作为一种初创文字,满文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无法用文字区别个别语音,易产生歧义等。“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4]针对这些不足,皇太极命令达海采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区别语音,同时增加了一些借词的拼写形式,于是形成了“有圈点”文字。

满语文经过不断完善后呈现如下特征:语音系统元音和谐,名词有数、格范畴,数的附加成分只能在数量不大的词后,动词有态、体、式等范畴,具有粘着语特点,也具有使用虚词表达语法意义的特点,句子成分的次序是谓语在句子最后,宾语在动词谓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满文为加圈点拼音文字,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另有10个专用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共38个字母,采取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顺序书写。

满文的出现结束了满族长期无文字的落后状态,这是民族成熟、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还大大提升了满族的民族凝聚力,推动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为接下来的政权更迭做了语言文字上的准备。当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中中国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俄罗斯的埃文、涅吉达尔、那乃、乌德等民族都还没有文字,只有满族留下了大量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因此,满语文的创制和完善不仅对满族及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东北亚文明有重要影响。

3.满语文的规范

满文在清朝被定为“国书”,清朝政府很重视满语文的规范化工作。雍、乾时期编订了大批语音、语法、读本等方面的教材辞书。官方编写的有康熙年间的《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逐渐发展成《御制五体清文鉴》),雍正年间的《清文虚字讲约》、《清文启蒙》、《清文汇书》等。

乾隆时期对满语文实施的大规模规范措施有正音、将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词,丰富满语文构词手段和词汇,对满汉对译、人名地名统一和汉语借词满洲化等,后来逐渐形成“钦定新清语”。编订的辞书教材有《新旧清语汇书》、《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合便览》、《满蒙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五体字书》、《清文备考》、《大清全书》、《清文启蒙》、《同文广汇全书》、《满汉类书全集》、《三合便览》、《字法举一歌》、《清文接字》、《清文汇书》、《清文总汇》等。这些教材辞书的面世一方面对满语文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满语文教育的普及推广。

二、满语的地位规划

清入关之初,在生存地域及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满语仍是满族人的主要交际工具。“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5]随着满汉民族深入接触,满族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学习汉语和汉文化。为避免被汉族融合同化,皇太极告诫臣工:“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逐衰……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6]这种民族自觉并不独见于此。在西方,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使诸多民族语言从统一的国际通用语(拉丁语)中分离出来。“西方能很早就脱离中古世纪的黑暗时代,也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尊重各自的母语有重大关系。在此之前,欧洲的学者都用拉丁文写作,但是从文艺复兴思想普及之后,他们就逐渐使用各国各自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7]早在15世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进而统领全世界之时,“语言作为立国工具”的重要性就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通用语言文字对一个政权来说,大大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发展,也有利于加强统治。满族统治者早就意识到了满语对于政权和民族统一的重要性,在入关前和入关后实施了大量促进导向的语言政策,开展积极的政府行为发展满语文。满语在清朝被定为“国语”,满文在清朝被称为“国书”。清政府在皇帝的亲自督促下,在官员升迁、教育、政府公文、教材及翻译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满语文的地位,积极扩大满语文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

1.官方文件

努尔哈赤时期已确立使用满文书写公文的制度,皇太极时期规定所有文书只能使用满文。例如奏折、报告均使用满文书写,奏事所用绿头牌也要“以满洲字书节略于上,不时入奏取旨”。[8]顺治四年(1647),由于大量汉官和汉族事务的存在,文件中才允许出现满汉两种文字。诉讼也使用满文,“清初刑部谳狱,录供不用汉文。康熙间,尚书王公以供词非汉语,汉官无由知曲直,随声画诺,便成虚设,于是始命录供兼清汉稿。至乾隆间,裁满字稿”。[9]

除了官方文件,官修史书也使用满文。满文创制者之一额尔德尼第一个使用满文记录了努尔哈赤及诸贝勒的重要活动和言论,即《满文老档》。这部官修史书有无圈点满文和有圈点满文两种版本,是第一部具有文献价值的满史资料,也是研究满语文最珍贵的原始材料。皇太极时期设立的文馆及后来改设的内三院,是满族统治集团掌控的行政机构和中央综合秘书机构,既翻译汉籍,又记注本朝政事,满文的政治作用凸显。

除了史书编纂与官方行文,满文还用来刻制官印、碑碣,翻译汉文典籍,书写家谱等,教满文的先生还经常使用满语说书,内容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此外,春节写对联也用满文。

2.满语文教育

满族入关后非常重视满语文教育,先后在各地设立官学、义学教习满语文,同时兼学其他科目。顺治元年(1644)在北京设立八旗官学,教学内容以“清文、骑射”为主,据清代学者赵翼记述:乾隆时皇子们“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课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10]

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从工科副理事官三都所请设立宗学,“每固山设满洲官教习满书,其汉书听从其便”。[11]顺治十年(1653),“八旗各设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上,俱入学习清书。”[12]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语”一直是各类满族学校学生的必修课。顺治多次强调“教习满书”的必要性,顺治十一年(1654)传谕宗人府“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满书”。[13]宗学在康熙时一度停止,但是“分习清汉书”一直是核心教学内容。其他的学校教育,如觉罗学、八旗官学、八旗义学等均包括“国语骑射”内容。宗人府下设左右翼宗学和八旗觉罗学,教宗学学生和八旗觉罗学生。内务府下设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长房官学,教上三旗官学生和太监。在八旗军事训练中也使用满语,西安到宣统年间还在使用满文口令。[14]

康熙三十年(1691),八旗官学因入学人数受限而不能满足需要,又成立了八旗义学。另外还在民间开设各种私塾教授满语文,并编写各种满文读本。“满洲旗分幼童,教习满书、满语。蒙古旗分幼童,教习满洲、蒙古书,满洲、蒙古语。汉军幼童,教习满书、满语,并教习马步箭。”[15]乾隆三十一年(1766),凉州、庄浪、热河的满洲士兵移驻伊犁后,八旗各设官学一所。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建立满、汉、蒙古官学一所,教学“国书十二字头”等。

不仅八旗满洲子弟学习和使用满语文,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子弟也不例外。冯铨、陈名夏等汉族官员也努力学习满语,在计六奇《明季北略》中曾提到抓获“会满语的”汉兵一事。这都说明满语在清初非常受重视并广为学习。

3.科举取士及官职升迁

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满语文的地位,还把满文作为科举科目之一,并用作考察官员升迁标准,对满语文不合格者进行惩罚。

“初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16]清朝统治者(顺治帝)谕令翰林院中汉进士“学习满书,可备将来大用”,择“通满洲文义者”晋升官级,“不能成文”者降级调用。[17]顺治八年(1651)举行八旗乡试,规定不会汉文者可用满文参加考试。康雍时期多次举行满文翻译考试,考中者多任职笔帖式。

满语程度高低在清朝逐渐成为官员升迁或者贬谪的标准。雍正四年(1727),大学士徐元梦因翻译本章错误被革职。雍正七年(1730),传谕要求“(八旗汉军)如不能以清语奏对履历,凡遇恩升转俱扣名不用”。[18]乾隆还专门任命庄亲王永总理宗学,监督王公子弟学习满语。每年举行两次考试。乾隆规定不懂满语满文的满族人不能当官。有的地方官员就因为不懂满语而辞职:“总理浙江兵马粮响事务的户部侍郎、新升浙江巡抚达都以年迈且不识清字,具疏辞巡抚任。”[19]

4.汉文典籍翻译

清政府鼓励翻译汉文书籍,以满足学习汉族先进事物、文化的需要。“有关治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甚至“汉人正史之外,野史所载”的内容也有所翻译。[20]这样就出现了一大批翻译作品和翻译人员。翻译的领域极其广泛,包括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命令达海等人翻译了《大明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通鉴》、《六韬》、《孟子》等,选译《辽史》、《金史》和《元史》中有关“政要”及“行师方略”等部分内容进行翻译,还翻译明太祖朱元璋的《大浩》作为治国指导。1650年正月,满文本《三国演义》刊行,成为军事参考。乾隆皇帝还组织翻译了佛教经典《大藏经》,并为满文《大藏经》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著名的文字学家、翻译家达海已译出或未译完的就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21]

这些汉文典籍满文版本的流通,大大提高了满族人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清朝满语推广政策的结果

从以上这些措施来看,清朝政府一再强调“满洲之根本”的“国语骑射”不可偏废,对满语文的推广采取了积极的语言政策,涉及范围很广,力度也很大,但是,满语文在入关之初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还是逐渐转衰。

1.满语文的废止

随着清朝政权建立,满汉交往使两种语言不可避免地频繁接触,两种语言接触,普遍发生的情形是一种语言战胜另外一种语言,最后取而代之。经过满汉双语阶段,满语慢慢失落。入关后北京旗人中满汉兼通的人增多,至康熙末年,北京的八旗满洲子弟基本都能说汉语,“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但“阙中及衙门皆用清语,奏御文书皆以清文翻译故也。”[22]乾隆六年(1741)谕称:“近日满洲子弟,渐耿安逸,废弃本务。宗室、章京、侍卫等,不以骑射为习,亦不学习清语,公所具说汉语。”[23]可见由满至汉的语言转换基本完成。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语易言》满汉合璧序言中说:“清语者,我国本处之语,不可不识。但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读书一二年,虽识字晓话,清语不能熟言者,皆助语不能顺口,话韵用字字意无得讲究之故耳。所以清语难熟言矣。”[24]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年间满人已经把汉语作为母语学习,满语沦为第二语言。嘉庆初年北京形成了“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25]的局面。同治以后,满语逐渐失去了行政上的重要应用,最明显的表现是公文和奏对被汉文、汉语所取代。吉林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多用汉文。”[26]

汉语在一些民间礼俗中也逐渐取代了满语,婚姻习俗中的纳彩、祭祀中的祝词等都慢慢改用汉语。

从官方到民间,汉语文渐渐在方方面面取代了满语文。从地域看,舍满用汉的过程呈现由南向北的趋势;就时间而言,雍正、乾隆年间是满汉语言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嘉庆以后,汉语文逐渐占绝对优势,到鸦乾战争前夕,关内满人已经基本放弃了满语文。

2.满文史料的大量出现

目前满语文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消亡,只有极少数年纪较大的人还能听说满语。满语文作为曾经的“国语”、“国书”,留存了大量档案文献,成为今天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医药学、军事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领域研究的重要参考。

满语文对其他民族的作用和影响也很大。锡伯语和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有着相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存在着语音上的细微差别和词汇上的发展演化,其文字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同满文相同。乾隆二十九年(1764),居住在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及其眷属三千余人奉命到新疆伊犁地区驻防,他们一直使用满语文,经不断丰富和改进,逐渐发展为今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嘉庆八年(1803),锡伯族在盛京(今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所立石碑的碑文就是使用新满文书写的。

满语文在今天并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大量文献资料外,还以其他形式存在于汉语、蒙语中。东北地名、生活用语、民间故事、地方戏曲、萨满神词中以及满族文学家的著作中均可发现满语言文化的遗存。

四、满语文消亡的原因

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统治,避免丧失民族特性,采取一系列保护、推广措施以强化满语的国语地位,但满语文依然走向濒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汉语的强大抗同化力

满语文经过清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广曾影响空前,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满语文始终没有真正独立。作为一种初创文字,满文一直辅以其他文字通行,入关前多是满蒙文字,入关后则是满汉文字并行。就全中国范围来说,与汉语相比,满文没有积久的文字优势,通行能力较低,而且满族人始终在人口数量上占少数,说汉语的人在数量上则具有压倒性优势。

历史上,汉族经历了若干次宗教传播、军事征服,甚至一度沦为被统治的民族,汉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7世纪后半叶的汉语、汉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强大的稳定性、辐射力、同化力促使其在社会上占绝对主导地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任何民族都很难摆脱对汉族、对汉语汉字的依赖,都会或多或少被影响,甚至被同化,满语文虽然曾经成为“国语”,依然难以回避这一历史命运。汉语同时还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很多满语词汇和用法进入汉语,丰富了汉语的表达。

满族入关后满人大多数只会讲满语,官方文书则已由蒙文改为满文,满汉语言不通,交际障碍凸显,一国之中同时并用两种语言文字,不便之处可想而知,这种状况不利于新政权加强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不利于贯彻执行朝廷政令,妨碍满清进一步巩固政权统治。满清统治者前期采取怀柔政策,在政治、教育上提高汉人地位,在加强后金势力的同时也扩大了满汉的接触与交流。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还提倡满汉相互通婚,语言上互相学习。这些宽松的语言政策促进了民族交流,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统治。任何语言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宽松的语言政策也为满人掌握双语进而舍满用汉打下了基础。清入关后实行了旗、民分治政策,北京汉人均住在外城(南城),旗人和投充汉人住在内城(北城),即“入燕之后,以汉人尽归之外城,其汉人投旗者不归也,内隶内城”。[27]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保持满族“国语骑射”的传统。但是此举并没有彻底割断满汉的接触和交流,也不可能阻挡满族汉化和舍满用汉的大趋势。满清语言政策这种一方面限制一方面宽容的倾向性也体现了满族统治者的矛盾心态。

2.满人因势利导的历史抉择

Spolsky指出即使有一种正式的、书面的语言政策,白纸黑字的政策也不一定被贯彻实施,其实践实施的效果也不一定得到保证和始终如一。[28]在民族交往中,人们总是学习、使用最方便、最得力、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29]这体现了人们语言选择的趋利倾向,即使满族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促进满语文的传播,满族人依然自觉掌握汉语文。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语言选择,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Haugen称语言转移背后的力量是“私人力量”:如果个人或群体拒绝汉语,他们就是给自己设置了障碍,因为这样实际上就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发展。[30]

五、清朝满语推广政策的启示

Schiffman[31]强调我们不能脱离文化、信仰体系、语言态度等来衡量政策是否成功,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清朝统治者实施的语言政策是对还是错,但其中基本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的。

1.隐性语言政策的强大力量

从入关后执行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满族统治者抵制汉语文取代满语文趋势的决心和行动,他们在主观上不愿放弃立国之本的国语和骑射,这种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还要综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进行考察。

首先要区分一下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清朝统治者发布的政府公告、法令以及条例规则等,属于显性语言政策范畴;隐性政策则是指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和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是模糊的(implicit)、隐性的(covert),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是有某种预兆的,也许可以称为潜政策、潜规则,也可以叫“语言文化”[32]。隐性语言政策具有强大的力量,可能对语言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可以形成和控制语言行为[33]。虽然隐性语言政策的说法可能不被人认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明确的和可以观察到的官方在语言管理方面的措施,比如很多国家和机构并没有发布正式的书面语言政策,实际上语言政策可以在不由权威机构发布或者明确制定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公众对于适宜的语言或者行为却往往有明确的观点。因此语言政策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34],不成文的语言政策来自于社会的语言实践(practice)或者语言信仰(belief)。换句话说,是社会而不是明文政策致使满人放弃满文转学汉语,这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的选择与淘汰过程,这个过程和结果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清政府推行的关于满语使用的语言政策不能说力度不够,或者方法不得当,但是,满族民众用汉弃满的趋势不可逆转,满族统治者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放弃了满语文。因此,任何时期的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都要充分考虑客观实际情况,加强引导,顺势而为,事半功倍,不能凭主观意志盲目推进,否则可能功败垂成。

2.一种语言能够推广的条件

语言接触必然产生语言竞争,满语曾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依然不能改变消亡的命运。民族接触带来语言接触,语言接触必然经过双语双文阶段,然后一种语言逐渐失落。

一种语言能够推广,首先得具备较高的价值。语言价值的大小有无,不在语言自身,决定一种语言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恩格斯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5]李宇明认为语言的传播价值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36],而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地位一部分也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更大世界市场的需要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才有可能成为受欢迎的语言。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社会的法语、德语、英语等先后成为了国际语言市场上的紧俏货。Toynbee认为“一种语言打败其他语言赢得胜利,一般归结为社会原因,……作为一些社团的工具或者在战争中或者在商业方面是强有力的”。[37]在历史上汉族处于被统治地位时期汉语曾和不少其他民族的语言发生融合并成为胜利者便是有力的例证,汉语也因此战胜了满语。

3.语言保护及挽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语言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尽管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也希望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但是,政策制定是有局限性的。语言的消亡有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现代社会的我们却不能无视和放任某些语言慢慢消亡。濒危语言的消亡是对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严重挑战,是当前人类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即将消亡的语言,当务之急是“语言保存”,应尽快进行全方位的语言实态调查,建立永久保存的数据库,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确立“语言传承人”名录;对于濒危中的语言,要通过祖孙隔代传承、建立语言保护区、建设语言文字博物馆等措施,进行“语言抢救”,[38]最终构建和谐语言社会。


注释:
[1]《满洲实录》,卷三,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本,108页。
[2]《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卷三,第110—112页,中华书局,1986年。
[3]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60页引清史稿《达海传》,中华书局,1985年。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天聪朝第45册,1196-1197页,中华书局,1990年3月。
[5]昭:《啸亭杂录》,第16页,中华书局,1980年。
[6]赵尔巽:《清史稿·太宗本纪》,第603页,中华书局,1977年。
[7]李英哲:《汉语双方言教育、双文制度及教育现代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
[8]《清朝史料》,第8页,上海书店,1981年。
[9]吴振械:《养吉斋丛录》,第6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10]赵翼:《曝杂记》,卷一,第8页,中华书局,1982年。
[11]《清世祖实录》,第54页,中华书局,1985年。
[12]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一》,卷一O六,中华书局,1977年。
[13]《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四,第658—659页,中华书局,1985年。
[14]《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陕西省西安市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14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清圣祖实录》,卷一五O,第667页,中华书局,1985年。
[16]《清太宗实录》,卷十八,第323页,中华书局,1985年。
[17]《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
[18]奕赓:《括谈》,第8页,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1935年。
[19]《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一,第668页,中华书局,1985年。
[20]《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第303页,中华书局,1985年。
[21]赵尔巽:《清史稿·列传十五·达海传》,中华书局,1977年。
[22]《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奏请万安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5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3]《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第987页,1985年。
[24]长善主纂:《驻粤八旗志:卷首敕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第7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99年。
[25]刘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第15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
[26]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7]谈迁:《北游录·纪程下》,中华书局,第347页,1960年。
[28]Spolsky,Bernard.Language Policy [M]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39.
[29]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卷二十四,人民出版社,1986 年。
[30]Haugen, Einar.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Modern Norwegi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1][32] Schiffman, Harold F.Linguistics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Routledge,1996.
[33]Hass, Michael.Institutional Racism:the Case of Hawai’ i .Westpor CT: Praeger, 1992.
[34][36] 李宇明:《探索语言传播规律———序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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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李宇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