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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清廷维护东北边疆的外交努力
发布日期:2016-02-01    作者: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

摘要: “三国干涉还辽”的结果使得日本将辽南地区交还清廷,日本为俄国迫使其交还辽东半岛而渐生敌意,以此为始积极备战,准备与俄国争夺东北,日、俄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逐渐升级。清末十年之间,清朝失去朝鲜外藩的屏障,辽东半岛由俄国强占再至日本经营,黄渤海制海权的丧失,导致清朝京师地方安全危在旦夕。清末十年间,清廷为维护东北边疆,开始周旋于列国之间,作出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

关键词:东北边疆;中东铁路;中外交涉

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清政府一直遵循“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希望俄、德、法三国和日本进行交涉。从本质上说,“(三国) 不可能真正帮助中国,清政府只有接受战败失地、丧权、赔款的事实。‘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必然以失败而告终”[1]。关捷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东北亚局势变化的主要是日、俄两国。甲午中日战争及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东北亚的日、中、朝、俄等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其根源在于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和俄国的‘远东政策’竞争所致”[2]。至于中日甲午战争带给东北亚的影响,“甲午战前,英国和俄国的矛盾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甲午战后,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并取代英俄的矛盾,成为以后10年间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3]。清末10年间,东北边疆已成为各方利益的交汇点,清廷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成为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一、“三国干涉还辽”与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俄国通过主导“三国干涉还辽”及借口德国租借山东半岛的胶州湾,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将其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攫取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的权利,进而获得了铁路沿线附属地的警察权、司法权、采矿权等。而经营中东铁路的东省铁路公司俨然成为“铁路独立王国”的统治机构。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中外纠纷亦无可避免。清廷为处理日益增多的中外交涉事件,分别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及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分别于吉林与奉天设立交涉总局,掌管两地的对外交涉事务,委任专员处理,隶属于吉林与盛京将军衙门之下。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迅速攻占东三省。黑龙江将军寿山因寡不敌众,最终自杀身亡。盛京将军增祺在外逃之时,为俄军所俘获,囚禁于奉天新民厅,迫使其派出代表签订中俄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吉林将军长顺则因执行对俄消极抵抗的策略,相比于奉天与黑龙江,则受到较小的损失。

俄军击败驻防于东三省的兵勇,散兵游勇四下逃窜。在俄军所占领的地方,其解散当地民团,收缴军械。正是由于俄军侵占东北,解散兵勇、民团的行径,从根本上颠覆了清廷在东北的主权及职权,使得晚清以来一直困扰清廷的东北匪患问题愈益严重,“东三省盗贼素多,近日愈形炽盛,少则三五结伙,多至千百成群。抢劫行旅,焚掠商民,奸淫妇女,捉人勒赎,稍有不遂,则烧灸肌肤,支节手足,百端惨酷,直难尽状。始犹抢掠僻村,今则肆及市镇;初仅劫夺富室,渐且搜及贫家,资财既竭,牲畜靡遗。甚至居人逃跑,复扬言邻里,或贴说墙壁,令送银钱若干,否则烧其驻防,如此者名为保险。又或令铺商按成本交纳,住户按地亩分摊,共送银钱若干,否则烧其村落,如此者名为助川资”[4] (P77)。由此可见,清末东北匪患非但没有禁绝,反而变本加厉,已成为此时东北最大的社会问题,土匪杀掠事件层出不穷。加之此时俄国寇边占据东北,使得清廷在剿灭东北匪患方面添加了对俄交涉的因素。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十二月,因三姓一带“所有各营散勇以及各矿厂金夫会合成群,到处劫掠,民不堪命。姓属极边孤悬一隅,地方辽阔,村屯星稀兼以江北路贼匪猖獗,似有进街抢掠之势,若不早为设法布置,诚恐该匪乘虚入街抢掠,欲再挑联兵丁不惟粮饷,本地无可筹办窃恐俄官不能允行踌躇”[5] (第100册: 272-276)。吉林将军长顺奏允请咨商俄军拨付兵员500人,用以帮助三姓练军剿匪以保卫地方安宁。以此为始,俄国开始不断干预清廷在东北的剿匪事宜。据统计,自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冬起至二十七年 (1901),除始终拒捕及甘心成为匪徒之人,“俄军在东北收抚各类土匪不下万余名”[4] (P78-79),或酌留入伍,或将其遣送回籍。而一些土匪因俄人在其中进行干预清廷剿匪,因此心怀疑虑,迟迟不肯就抚。

在收抚剿匪一项,俄国虽有与清军共同合力剿灭,但俄国仍行先收缴枪械,再分别遣留的办法。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夏,长顺已收抚吉林一地杨毓林一股土匪,且其已至吉林省城投诚。俄国再次干预,进行收抚遣散。因杨毓林不为俄军所迫,俄方将杨氏拘捕,送往伯力看管。此事导致杨氏一股土匪复归山林为匪。又有三姓一带土匪占北一股,吉林经营官金得凤曾渡江招抚该股土匪,令其静候。长顺与俄国伯力总督商允,将占北一伙700余名土匪编入清军,俄方对此并无异议。嗣后,俄国伯力总督再次同长顺会晤之时,“复提此事,必欲勒剿降匪枪械,并以三日为限。其时该督已派俄员前往,先将占北诱至关禁,并搜取其所部枪械。”[6] (P79)俄国上述之举,再次致使已经招抚的土匪逃散。在辽东半岛沿海,因金州、旅顺口地处滨海地区,故在该地无法耕种田亩,沿海居民多以靠海捕鱼为生。在熊岳附近海域,因此地盛产黄花鱼,且渔民一年生计多系于此,引来无数水陆盗贼抢劫渔船,以致渔商生机日蹩。光绪二十九年 (1903),金州附生刘万铭及众渔户赴营口,恳请抚民厅告知俄方发给203张执照,许其在熊岳一带海域捕鱼。同时,又请求俄方派遣兵轮一只,“仅在海洋往来梭巡,以防不虞。其陆地贩鱼窝铺比立杂处,诚恐废人乘隙滋扰,禀清派队弹压以恤商情。”[5] (第4册: 19-21)渔户自雇听命于俄国的小火轮一只,用以防止“陆贼窥隙,海岛野人仗众滋事”。

20世纪初,俄国为保护在东北的利益不受侵害,悍然出兵东北,连连击溃驻防于东北的清军。俄国为重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对袭扰俄方的土匪进行严厉的镇压。由于此时之清军已无力再战,清廷只好请求借助俄军之力共同剿匪,用以维持东北治安。中俄 《交收东三省条约》 签订以后,俄国则继续干涉清廷内政,破坏招抚计划,导致多股土匪因慑于俄国对其继续残害,再次落草为寇。更有甚者,俄方将良民误作土匪,加以戕害。对俄国一味的干涉政策及俄国占领东北后的现状,长顺提出,“当次军火缺乏,一味用剿,其势万难持久。自应以剿抚兼施为妥善办法。但使俄人能释猜疑,不来干预,则收抚众匪之权操纵在我,自可化莠为良”[4] (P80)。此议之意图在于清廷收回剿抚东北匪患的权力,在危局之下将土匪化为清军的有生力量,共同靖卫东北边疆。

二、以铁路为焦点的中俄交涉

铁路一直为列强争夺东北的焦点,亦是清末东北对外交涉的重点。光绪二十九年 (1903),中俄两国分别签订 《黑龙江省铁路交涉总局章程》及 《奉天省铁路交涉总局章程》。设立该局的目的则在于“办理奉天省、黑龙江省所有各事件,或正关涉铁路公司,或连涉铁路公司,再或正关涉或连涉东省铁路作工之人、并承办各种料件之各承包人、各匠人、又所有居住铁路界内或暂住、或久住之华人,随不涉铁路差使,亦均归总局定断办理”[6]。在两个条约中,俄国将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之命案、诉讼、盗窃等案件均归中东铁路俄国铁路总监工查办,如有判处斩决及流罪者则通报管辖地之将军、府尹,由其核准执行。随后,又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吉长支线,继续向吉林东部扩张。俄国通过中东铁路,将其势力彻底伸入东北内陆,对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进行统治。在日俄战争之前,形成了俄国与清廷在东北共同享有治权的局面。按照中俄 《交收东三省条约》 规定,俄国应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九月初一日之前,撤出在奉天境内的所有俄军,并将山海关至营口一带的铁路交还与清廷。盛京将军增祺即于八月初派刘焚松、周意儒各拨队100名,先行驻守山海关外及沟帮子。齐鸿声拨队150名,驻扎大凌河。其意图即在于“以备战保路俄兵撤退,由该队扼要驻扎,以资接护。俟俄兵撤后,即饬分段填扎以资保护,而便派员接收”[5] (第3册: 46-47)。俄国虽然如约遵守了第一期撤兵承诺,但在之后美国、日本与清廷分别签订 《通商行船续约》、美国第二次重提“门户开放”政策以及日英同盟的确立,不仅将列强引入东北使得东北问题日益复杂,而且直接威胁到俄国独占东北的企图。当在第二期撤军之时,俄国便以拖延之术,迟迟不肯退兵,以致于最终俄国单方面撕毁 《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庚子变乱之际,俄国曾强行租借三姓一带松花江两岸地界。光绪二十九年 (1903),在华之俄国全权代办达聂尔派员赴哈尔滨交涉局,以未给租价为名义,邀请黑龙江交涉总局会同前往查勘,如拒绝则自行勘地。当俄员与黑龙江省交涉总局所派员王三快乘船到达该地之时,发现此地“南岸从新甸以迄姓城三百余里,其插标记十三处,北岸惟岔林河一处”[5] (第104册: 386)。俄国明为提出租地给价之议,其实质在于逼迫清廷承认俄在三姓一带之“插中标地,安设车站”,以扩张铁路为名,继续拓展铁路附属地,同时准许俄国轮船进入松花江一带。通过铺设铁路及在东北内河的航行,彻底将东北纳作俄国的殖民地。对此,清廷为维护东北权力,屡次予以拒绝。

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俄国积极在辽东半岛备战,加紧修筑军备铁路。光绪三十年 (1904),俄国从辽阳调来马队50名驻守营口大官塘西沿原毅军粮台院内,雇佣两艘太古怡和商轮运送雇工,令其改装营口之西炮台,“俄人在西炮台修设铁路由五台子直通牛家屯,现已培土二里许,炮台下旧有之东南坝现正培高加厚,安设土垛并在炮台下里面新盖房子三十余间,存储子药”[5]第5册,第29-33页。此外,俄军又在西炮台之处架设由五台子至牛家屯的铁路,用以供应军需物资。据奉天交涉总局奏报,“风闻俄人拟由辽阳修设铁路至安东县经牛家屯,同义栈将土工包妥。现在营已招土工七百余名,木匠二百余名声称尚不敷用。俟招齐时,即请免票乘坐火车前往”[5] (第5册: 29-33)。俄国如此大规模招工加固营口西炮台,修筑辽阳至安东铁路,频繁调动驻守于奉天的俄军,其意图即为备战对日战争,防止日本攻占辽东半岛沿海各海口进入东北内陆。不仅如此,俄国未经与清廷商量,私自修筑海城至安东、盛京金家湾村至抚顺等多条铁路。清廷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划定辽河以东为两军交战区,辽河以西则为中立之地。俄方悍然在中立区修筑铁路,显然违背了清廷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两不相助”的政策。对于俄人雇佣华工修筑海城至安东铁路一事,“凡有敌国军需食用物件并铁路应用各器具均应照战国禁约,不准接济襄助。修造火车支路一条,业已将界栖妥插立标木。然一经兴工,俄人不免雇用华民,日国亦必一次向问,不特有碍大局”[5] (第31册: 143-145)。为此增祺请行禁阻俄国兴修该条铁路,避免清廷卷入日俄战争,避免奉天一地再遭战乱损毁。

俄国战败之后,根据日俄 《朴茨茅斯条约》,俄方将南满铁路长春 (宽城子) 以南地段交予日本。从此之后,日本开始占领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俄国则退回长春以北的东北地区。东北沿海及内陆的珲春、宁古塔、法库门、长春、三姓等地开埠通商,俄国独占东北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在俄国退居东北北部之后,俄方对此地开始悉心经营,仍旧秉承大力推行铺设铁路的政策,以保证俄国在该地的利益,首先即准备修造吉林东段铁路。光绪三十三年 (1907),中俄两国商议吉林东段铁路地亩章程,即中俄 《吉林省中东铁路公司购地合同》。俄国在东北大肆修筑铁路,攫取铁路沿线附属地的诸种权利,已严重干涉到了清廷在该地的主权。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七月,新任东三省总督在给吉林巡抚陈昭常的咨文中,令其在今后再新订立修筑铁路合同之时,去掉“铁路界内所著华民不归中国地方管辖之不便”款项,该沿线及其附属地之华民诉讼事宜统由交涉局之中国委员管理。徐世昌此议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廷在东北的主权,但从清末俄国在东北所铺设的铁路来看,已遍布东北的各战略要地,由东省铁路公司管理铁路及沿线附属地民事诉讼等。可想而知,其收效甚微。

三、日本插手东北边疆事务

而在对俄战争中胜利的日本,不仅开始占据东北南部地区,更在战争尚未结束之前,便在东北境内设立统治机构。光绪三十年 (1904),日本首先于金州成立军管署及大连湾军管署,次年又设旅顺军管署。军管署长官统辖军政事务,由东京大本营直接任命,隶属于新设立的日本满洲军总兵监部,随后予以撤销。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为镇压中国居民反抗、维持东北南部治安秩序,日本在大连设置关东州民政署,剥离原先军政署中的民政事务。关东民政署的职责还在于在占领区内征收税款,搜刮军需物资,为日军输送粮草弹药等物品。彼时的民政署仍隶属于满洲军总兵监部,带有一定的军事色彩。日本在东北设置上述机构以后,开始大肆干涉东北内政。在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中日两国尚未签订条约之前,日本便开始对辽东半岛沿海的海口实行统治管理。如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十一月,民人马云溪在营口日本军政署控告原成斌恃宠横欺商,极端狡赖等情。随后,马云溪因畏惧审讯,又逃至海城县再次呈控原成斌。日本营口监督行仓喜评在营口一地贴出告示,谓之“惟营地虽属海、盖,实在本监督管领区域内,故特设司法部秉公讯断商民共知,乃往往有起境赴诉海、盖各县,虽似愚昧不知,实系欺蒙趋避。嗣后,凡营口并附近一带地方人民投禀,均归本署管理,不得越境妄控等因”[5] (第10册: 69-71)。此外,日本营口监督衙门还在该地清丈土地、修理马路、建设城市交通等等。日军已俨然将营口纳入日本统治管辖之内。因此,署海城县知县管凤和认为,“营口实当水陆卫妥,倘日本据为己有,嗣后商贾悉出其途种种受制,不堪设想。北岸自关商埠,气脉不能连贯,且无以为根据之地”[5] (第10册: 69-71)。日本占据营口非但不利于商贾往来,且威胁到清廷在营口的主权与治权,故不能随便弃置。日本在对辽东半岛实行军事占领之后,在为军政署及军政事务所选址方面,曾派出辽阳日本军政署副官细骏郎及其翻译官今川正彰至海城县衙商议,今川正彰含糊其辞,“该通译乃言不过日商、日军来县,请劳神至军政事务所设立县城与否,应由司令部酌夺现在并无成议”[5] (第10册: 111)。细骏郎及其翻译官之来意在于索取该县地图及县属户籍、兵数,询问教育情状,并欲在海城县内设立军政事务所。署海城县知县管凤和以“日本臣民不能干预中国地方官吏治”之理由,拒绝了日本的上述要求。

日本除干涉东北南部地区民事诉讼、丈量土地、地方管辖以外,亦大肆在勘界、标地等方面大做文章,意图逐渐蚕食东北领土。光绪三十一年 (1906),办理安东县交涉事宜高牧钦、护理安东县成巡检等,以准安东司令部齐藤道人在安东县东六道沟一下沿河一带作为军事用地,令各处乡保会首遵照出租。日本自江沿之娘娘城埋下至安民山铜矿岭顶子等处埋下标记,辟出“南北约十五六里,东西约有八九里”之地。日方虽假以军事用途,实际其在安民山三道浪头等插标之地,“准照原定减去五分之四,下余一分必须租用每日地,从优发给租价一百二十圆。先发定钱十圆,准地户暂行随意耕种”[7]。日军违约将划拨的安东标地,由军事用地改为租种耕地。显而易见,其欲造成在标地之内,造成占领的既成事实,逼迫清廷在签约之时承认日本对该地具有统治及管辖权。日本为蚕食东北领土,不仅将划定标地改做他用,更有破坏界碑、越界立碑,私闯国境勘界等事。俄国曾于强租旅顺口、大连湾之时,在金州附近建立隙地并树立界碑,以分隔东北内陆与租界。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以后,自行将原先所立31块界碑中的7块肆行拔去或损毁。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财政局在查丈盛京小西门边外商埠之时,发现日本私自设立界桩,其文为奉天铁路附属境地界标。查该地“除俄坟二十一亩二分五厘外,其已经发价、未经发价各地民间,均给执有证据。并非前此东清铁路公司已买之地。此乃日人所立界标统圈在内”[5] (第11册: 150-156)。为解决日本私自拓展的商埠地段,奉天财政局拟设法收买该段地界。同年,又有三名日本人轨行勤四郎、大增根诚、二吉田矶吉在珲春游历,并于珲春河南西炮台竖立红白方旗一面杆高丈书写“太用第十段”五字,在东炮台亦立红白方旗一面,杆高七尺,杆上亦书“严禁破坏”等字。珲春地方警务局总理佐领英福将其拘捕。为此,日本“满洲地方监督”中川福雄至珲春交涉,其谓三位日人游历珲春因测量地势,绘画地图,故在珲春东、西两炮台插旗以作为标示之用,即令将旗帜拔去。但中川监督并未将其拔去,随后英福又派员将日人所立两面旗帜拔去,交予中川福雄,令其收回。珲春地处中、俄、韩三国交界之处,英福恐刚刚战败的俄国对日本竖旗标志之事猜忌,在处理该事之后,又将“游历日人到珲竖旗标记派员拨去并游历日人明数抄单呈请备文”交予俄国,免其再起疑心。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迅速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开始全面控制韩国的内政与外交。1909年10月,日本枢密院院长、朝鲜统监伊藤博文赴哈尔滨与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商讨解决日俄双方在铁路上的争端。在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火车站之际,韩国爱国人士安重根将其暗杀。日本以伊藤博文遇刺为契机,加速吞并韩国的进程。继任伊藤博文的日本朝鲜统监为寺内正毅,其坚决执行日本的大陆政策,并于1910年8月同韩国首相李完用签署 《日韩合并条约》,由此韩国正式被纳入日本的管辖范围之内。由于晚清时期,韩民大规模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开荒种植,导致晚清至清末中朝 (韩) 之间的界务纠纷。宣统元年 (1909)九月,中日两国签署的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约》明确了韩籍侨民在延吉厅耕地的合法性,间接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保护。

四、余下的一点思考

清末关于东北边疆的中外交涉与努力是这一时期东北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之后所引起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得东北边疆问题逐渐复杂化、国际化,这也就决定了晚清东北边疆政策不仅对内施政,更需应对来自东北亚国际关系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与清廷的因应,这使得晚清的东北边疆政策掺入了国际关系的影响。如在韩民越垦事件上,清朝东北地方官员与朝鲜 (韩国) 的谈判,在八国联军侵华至日俄战争时期,为争回东北边疆权益而与日本及俄国的交涉等,都反映出清末时期清廷为维护东北边疆而作出的努力。此时的清朝统治者开始逐步摆脱“防内甚于防外”的治边观念,开始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重新审视东北边疆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沿线设立专门的交涉机构,处理与日、俄的外交纠纷等,是为清末东北边疆政策的新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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