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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研究述评
发布日期:2016-04-26    作者:张公政 王日根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摘要:20世纪伊始,清代东北移民问题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直是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边疆史等领域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成果丰硕,成绩斐然。通过梳理民国以来关于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的研究成果,分析当前学界关于清代东北移民研究的不足,希求能够拓宽清代东北移民研究的领域与路径。

关键词:清代;东北移民;移民政策

众所周知,“闯关东”是近代中国大规模移民潮流之一。对此,美国学者WalterYoung曾评价道:“中国境内,每年十二个月中,有一百万的华人,从山东迁移到满洲……成为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间的大举。”[1]说到“闯关东”对于近代东北开发的意义,吴希镛认为:“此期东北之移民开发,就数量与成绩言,皆超越前此各代。此三百年之努力,实完成三千年来开发东北未竟之功。”[2]朱偰将近代东北移民问题置于国家势力消长的背景下来分析,认为其“不仅是普通移民的现象,乃是历史上重要的关键,是中国势力实际上扩充到满洲的一个步骤,是满洲‘汉化’的一个程序”[3]。作为东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起点,20世纪伊始,东北移民问题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果丰硕,成绩斐然,故本文试对这一学术史略作梳理。

一、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的整体性研究

清末时期,就已有学者对清朝的东北移民政策进行评述。一篇1910年的文章说,“明万历间,内地人民以经商出关,利在市易,已渐有懋迁而来者,是为汉人踪迹远至吉林之始”,并将清代吉林移民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顺康时朝官之谪迁、乾嘉时代门户之开放与近时铁道之交通。”[4]

民国时期,白眉初将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的实施划分为四个阶段:“汉族迁往东三省,清初萌芽,康雍乾嘉迟滞,咸同渐兴,光绪大盛。”[5]魏崇阳从“满洲之封禁”与“汉人之流入满洲”两个方面分析了清代东北移民政策,指出“清初的封禁满洲,固不是专以限制汉人为目的,其对于接壤的蒙古人和朝鲜人亦注意防止”,并探讨了清廷封禁东北与内地汉人闯入的原因。关于清廷封禁的原因,他总结道:“满人所以毅然出此举动者,大概有三种重要理由:(一)防满汉之接触,以保持其民族的独特精神。(二)防止汉人移入满洲,私掘人参。(三)围场的防护。”关于内地汉人的闯入,他认为清廷对待汉人不公是主要原因:“乾隆末年,中原多事,连年用兵。清廷财政非常困难,故不能如前至优遇旗人。故内乱粗定以后,移旗人垦满洲之议,又复旧话重提。当时,清廷只知为旗人谋救济,而于过剩的汉人人口,则毫无过问。此等汉人为生活所迫,自不得不寻出路,于是辽东一带自然要成为此等成群结队的移民目的地。”[6]刘选民则梳理“散见档籍之诸资料,钩稽文集,拾掇成篇,以供学者之参考,而明清代东三省开发之肇迹”,并重点考察了移民与东北行政建置之间的关系[7]。谭其骧亦从清中后期移民与东北行政建置的关系着手,以时间、移民迁徙路线为线索,撰文指出:“(清代)中叶以后,法令渐弛。长春、昌图,创建于嘉庆;呼兰、绥化,滥觞于咸同。光绪初叶,始以开拓为务。于是鸭绿以西,接畛开原;伊通之东,至于五常、敦化,设官置吏,胥为州里。……宣统改元,而哲盟十旗,多成井邑,长白千里,遍置守令,北极呼伦、瑷珲,东尽挠力、穆棱,举历古屯戍莫及之地而悉郡县之。”[8]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清代边疆政策》对清代的东北移民政策进行了总结性概括,认为:“清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内地农民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移民,但是移民的潮流难以遏制。清政府欲禁不能,不得不放松禁令。但是,只能是暂时的放松,尔后又实行更加严厉的禁令。直至近代,清政府对待移民的基本态度不变,即禁止—局部开放—禁止—暂时开放—再禁止,往复循环,始终坚持封禁政策。”[9]105赵中孚的论文则分三个阶段来论述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第一个阶段为明清在辽东的对峙与善后。第二个阶段为乾隆时期的封禁与弛禁。第三阶段为晚清的移民高潮。”[10]张士尊的博士论文认为“清代的东北移民政策经历了招民开垦到严格封禁,再到全面开放的全过程”,“清朝决策者一直处于开发与封禁的矛盾之中,正是这个矛盾推动着清朝东北移民政策的变化”[11]。范立君等人的文章则将清前中期与清末时期的东北移民政策进行了对比,认为“清朝东北移民政策是因时而异,时禁时弛,绝对的封禁从来没有实行过,弛禁伴随封禁于始终”[12]。

二、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的分时段研究

第一,关于清前中期的移民政策。前揭魏崇阳一文以乾隆时期的清廷封禁政策与内地汉人不断闯入东北这一矛盾作为切入点,指出:“清廷虽竭力封禁满洲,但汉人之流入者,实际决不曾减少。清廷虽严禁出关,但汉人之东出不必定由山海关,而藉商船渔船渡海以往亦不少……密航者多又避去辽河流域的监视,而趋向东部闲旷的地方。”[6]蒋廷黻的文章探讨了乾隆一朝东北移民政策,指出:“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13]贺扬灵指出了清朝入关后面对的两个客观情况:“第一,关外人口与土地的荒减。第二,关内流民与圈户的安集。因为只有招集到关外去开垦,同时,清廷为防范他们再‘群聚为盗’,更不得不移向关外去。”[14]清初移垦显然具有必要性。张璇如以顺治朝清廷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令》为着眼点,认为顺治与康熙两朝,清廷鼓励民人、旗人出关开垦辽东,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东北农业发展,对医治明清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指出:“《辽东招民开垦令》与清初封禁政策并不矛盾。《辽东招民开垦令》的停止,也不意味着康熙对鼓励民人出关垦荒政策的改变。”[15]张丹卉认为明清战争使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康熙中期,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其原因主要是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16]孙静撰文论述了顺治、康熙两朝向东北迁移的关内移民,清廷对其采取落籍或入旗的政策进行安置的过程。但同时指出:“厉行旗民分治、维护以满洲为核心的旗人利益是清廷的既定国策,当民人的移入危及到旗人之时,满洲统治者便放弃积极的招民政策,最终在东北推行严格的封禁政策。”[17]

第二,关于清晚期的移民政策。清末时期,已有文章建议从东南移民至东北,这样不仅能够保全东北,还能消除东南各省人口过剩之隐忧。该文以“俄人流罪犯于西伯利亚,英人送印度人于脱国格那一带”为例,以黄巢、李自成起事为历史镜鉴,认为:“我政府于此谓宜砺行殖民政策,自移其民而自殖之,可谓之曰国内殖民。满洲,则作为国内殖民地。我自有其地而殖之,不致广田自荒,视同瓯脱。为满洲计,固有非常之利。为各省之民计,亦有非常之利。”[18]林世慧等人的文章认为:“(清末)移民实边思想最后取胜,主要是广大流民以实际行动的支持,加上日俄的不断进逼,边疆防御的需要。是为开发边疆、抵抗外侮而发出的时代强音,是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露。”[19]前揭《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指出,清末东北受俄国的威胁最大,又以吉林的形势最为险恶。为此,光绪八年开始了吉林招垦:“确定以珲春和三岔口为招垦中心,设立了珲春招垦总局,由李金镛主办招垦,招垦的主要对象,是当地所谓‘偷垦者’,让他们在原地定居,继续垦种。另外,又从山东与辽南招徕大批农民,对招徕的垦民实行统一编制。”[9]112-113马平安总结了清末东北开禁与移民实边的特点:“1.移民的规模与速度与清政府的政策转变过程密切相关。2.移民开始大规模向北发展。3.移民类型有新的变化。4.移民从事的职业较前相比也不尽相同。”[20]衣保中等人的文章指出:“清政府为了应对越界跨国移民的局面,对东北边疆的封禁政策进行了调整,逐渐松弛了封禁政策,由被动封禁逐渐转向主动开放。”[21]

三、对清代东北特殊移民的研究

第一,关于清初发遣流人。民国时期,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谢国桢,他所著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初步探讨了清初东北流人的来源、在东北艰难生活的境遇及对开发清代东北的贡献,并指出清初的谪戍制度“犹沿着明代军籍以实边的制度,凡分迁徙、充军、发遣三种”[22]。20世纪80年代,李兴盛撰文指出:“清初统治者一度采取过实边的政策,曾经把许多反抗其统治或触犯刑律的人流放到东北,其中,今黑龙江地区的流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风俗的改变、民族的团结与边疆的保卫,都作出了贡献。”[23]梁志忠的文章则重点论述了顺治至嘉庆时期发往黑龙江的遣犯情况。该文指出,清初发往东北的遣犯的流戍地及数量大致沿着由南到北、由近及远、由少积多的趋势发展。并指出清政府将遣犯发往黑龙江有如下意义:“其一,充实边疆。其二,支援了抗俄斗争和边疆建设。其三,增加了当地人口,给黑龙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补充了活的劳动力。其四,促进了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4]此后,梁志忠又撰文指出,应将清初的流人遣犯视为清代东北早期开发的拓荒者,是有组织的集体性的官遣流民,并认为“东北封禁,遣犯先行。清初封禁与招民开垦并行不悖,遣犯的发往,实属招民开垦之一途”[25]。日本学者川久保孝郎撰文考察了清前期流犯的三大发遣地:东北、新疆以及西南,并指出“清朝的流刑政策在此三角区中以东北、西北二地为主轴,西南角依时而动”,流放到边疆的罪犯在边疆社会人口的构成上占有不容忽视的比例[26]。李兴盛所著《东北流人史》一书将最繁杂的清代东北流人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并重点研究了流人垦地的数额、流人对农耕技术和作物品种的推广以及对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传授、流人商业活动的方式和内容,等等[27]。孟修的博士论文对清代遣奴的来源、罪由、解送以及发遣为奴制度的形成和运行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这些遣奴“在边疆开发、补充八旗劳动力不足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8]。

第二,关于清中后期“京旗回屯”。京旗回屯,即迁移在京旗人到东北屯田,是清朝官方强制推行的一种政策性移民,意在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民国时期刘选民即已撰文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分析了清廷为何最终开禁东北:“京旗屯垦之议,酝酿于乾隆初年,举办于嘉道之际,终于光绪年间……迨至光绪年间,又重后提起,移京旗至黑龙江呼兰,然仅属昙花一现而已。盖京旗骄逸成性,不惯手足胼胝之苦,相率逃亡。清廷感移垦之困难,复以俄国关系,有充实边境之需要,乃决意取消旗垦,另行召民开垦焉。”[29]王革生的文章对自雍正三年至光绪初年150多年中京旗“苏拉”移驻东北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考辨,并指出:“京旗‘苏拉’移驻东北,本有排斥流民潜入封禁区、巩固维护封禁、保有东北满人经济利益的图谋。但此举与清统治者的愿望相反,倒是自我打破了封禁。而流民却合法地开发了封禁区,占有了封禁区的土地。”[30]魏影的博士论文全面探讨了京旗回屯思想的出现、政策的出台、前后三次实施以及最终的失败。该文认为从“清统治者的本意来说就是欲通过恢复八旗兵农合一的屯垦旧制来从根本上解决此八旗生计问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原因有三:首先是京师与东北的环境差异,其次是旗人尚武鄙农的传统文化观念及部分旗人读书应试的趋汉心里,最后是官府包办的落后管理体制[31]。高强的文章则对光绪初年京旗在黑龙江呼兰的屯垦进行了分析,指出甲午战争以前清廷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力度不大,晚清东北开禁时在政策、法规方面又对旗人多有偏袒,虽然其出发点是为解决旗人生计、兼顾实边,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32]。

第三,关于晚清朝鲜人越垦问题。晚清时期,出现了朝鲜纵民渡江越垦中国土地的情况。彼时,因俄国的威胁与耕种有年的缘故,清廷遂颁给越垦朝鲜人土地执照,将其纳入户籍。民国初年,已有文章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描述,指出:“韩国六镇地方人民,多半仰食于此(越垦)。甚至生二子者,即使一子移居之,以助家计。现已不下五六万人。咸以收获之半,纳于我地主,复纳相当之税于我官家。”[33]赵英兰的文章考察了朝鲜移民流入清代东北的路线:“一是越过鸭绿江迁入;二是通过图们江迁入;三是以沿海州和西伯利亚屯地区,渡过乌苏里江或黑龙江迁入。……逐步形成了以延边为中心的鸭绿江、图们江沿岸地区和绥芬河流域由南而北的3个移民群体聚居区域,并逐渐向北部和西部方向延伸,再向东北内地移动和扩散。”[34]前揭衣保中等人的文章论述了清末图们江对岸大量朝鲜移民流入东北的情况以及对我国东北边疆产生的重大影响[21]。李花子的著作《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则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朝鲜人越境的原因,即朝鲜发生“己庚大灾”并出现西北部人口膨胀的情况,而清朝又没有设立针对朝鲜的卡伦;光绪年间清朝对朝鲜越垦民实行领照纳租、归化入籍的政策,则助推了越垦的浪潮[35]。刘智文的博士论文揭示了朝鲜垦民以难民、移民身份迁入中国后,其国民意识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渐变过程,“东疆民族关系开始有了实质的含义。表现为两个内容:一是清廷对朝鲜越境垦民的收纳安置,使其中国化;二是汉满朝民族关系的初步形成”,从而对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判定标准及边疆跨界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提出了新看法[36]。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总结,笔者认为关于清代东北移民研究还存在四点不足之处:第一,“东北移民”这一概念,界定模糊、存在歧义。比如,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通车,有大量西方移民涌入东北,显然亦应纳入清代东北移民的范畴之中。尽管前人已有很多关于清代东北移民来源构成的研究,但至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清代“东北移民”的概念及其范畴进行界定,从而影响到了对清代东北移民研究在总体上的把握。第二,偏重官方层面的论述,忽视了清代东北移民过程中亦有民间自发的层面。清廷移民政策与民间移民现实之间产生了哪些矛盾、如何解决,政策进行了哪些调试,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三,研究领域尚待拓展。除移民政策外,诸如移民的迁移路线、移民迁入地的选择、移民落籍问题、海上移民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薄弱;考虑到东北的区域特色,移民与边疆城镇开发、近代东北交通网络的形成与晚清东北移民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亟待加强。第四,研究视角存在局限性。以往的研究多倾向于政治史、经济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