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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与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
发布日期:2017-01-09    作者:李皓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1期

摘要:面对两强邻在自己的领土上兵戎相见,清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同时积极预筹战争善后,选定赵尔巽接任盛京将军负责善后地方事务。留守陪都期间,赵尔巽将消除战争影响与改革地方的目标有机整合,除赈济难民与对日交涉之外,改革行政、整顿财政金融、发展经济、兴办新式教育,各项改革整顿举措兼具善后与新政的双重功用。战争善后使几经兵燹的奉天地方从战争的创伤中迅速恢复,对于稳定日俄战后奉天政局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各项新政举措则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有力地推动了奉天地方的近代转型,又为继起的东三省改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赵尔巽;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东北新政

关于清政府对日俄战争的反应,学界主要关注“局外中立”,而对战争善后鲜有涉及。①这种情形,不但影响了日俄战争的整体研究,而且不利于对清末东北新政的深入探析。日俄战后,作为既定的受害者暨相关第三方,清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同时,旨在收回权益、巩固边防的战争善后随即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战后留守陪都的赵尔巽一身二任,既是奉天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又是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地方主持者。从战争善后的筹议、准备到具体实施,他始终参与其间,贡献颇多。其相关活动,反映了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事务的各个阶段与各个方面。目前对此间赵尔巽施政的研究,多从新政的视角出发,集中探讨其财政、警政、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活动。不但鲜有学者将其与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关联起来进行同构研究,而且对于赈济灾民、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等其他方面的举措,亦无涉及。以赵尔巽为中心考察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不仅可以厘清其中各个环节,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东三省改制的认识。从日俄战争善后需要出发,审视清末东三省新政,不失为将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新视角。

一、赵尔巽之留守陪都

东北乃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盛京又为其入关前的国都所在暨定鼎中原后的陪都,地位非同一般。作为日俄战争的陆上主战场,奉天地方无疑是战争善后的重心,同时也是推行善后事务的地方行政单元。加之,两强虎视之下的特殊国际关系格局,使得此次战争善后复杂而敏感,不可小觑。而于战后内外交困之际留守陪都,事繁责重,非同一般。清廷选定赵尔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一,奉天地方特殊政情的需要。奉天地处东北一隅,又为陪都所在,由于长期以来的封禁政策,狃于故习,加之多重行政体制并存的影响,本来积弊甚深。复以十年间三遭兵燹破坏,地方各政窳败不堪,百废待兴。②特别是此次开战以来,“前经俄日两国更迭占守,兵燹之后疮痍未复,纲纪全隳”[1]。从外部看,日本取代俄国占据了奉天的大部分地区,对于未得利益依然虎视眈眈。对清政府而言,这种结果无异于虎去狼来。客观地说,要迅速地稳定地方政局,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无疑需要一位富有进取精神而又勇于任事的大吏留守陪都。在朝廷看来,盛京将军“增祺懦弱无能,难负善后责任”[2]。而日俄战争爆发后,增氏又急于开缺远避,两次奏请另派大员留守陪都,也促使清廷不得不考虑其简员另代的请求。

其二,赵尔巽的个人因素。赵尔巽出身书香世家,祖孙三代进士。同治十三年,赵尔巽与其长兄赵尔震同榜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任职翰林院,授编修、改御史,后外放知府,至清季历任封疆,以勇于任事,开明进取闻名当时,时人目为“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也”[3]。由编修到总督,能够一路踏实升迁,除了其较强的个人能力③,与其率直认真、勇于革新的鲜明个性也是密不可分的。④到日俄战争时期,赵尔巽已辗转多处,或任藩臬独当一面或作巡抚主政一方,既有行政管理经验,又有财经管理能力。日俄战争后的奉天地方,各项行政亟需改革整顿,财政整理尤为急切和繁重。丰富的行政经验与突出的执政能力,使得赵尔巽成为接替增祺留守陪都的一时之选。

因此,日俄开战后不久,赵尔巽即被清廷初步确定为战争善后的负责人选,清廷两次催促其迅速晋京陛见。⑤抵京后,帝后多次召见,“连日垂询布置东三省事宜”,赵氏以外交、兵备、财政为入手要著之主张,颇得中枢赞许。⑥随后,继续筹议战争善后问题,并获授不拘常格,便宜行事之特权。

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三日,赵尔巽奉旨呈递《为筹办东三省善后事宜条陈》,系统提出战后东北经营方略,主张从15个方面入手对战后地方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整顿:第一,改官制。改设督抚,府尹改为藩司,添设巡道,其下根据地方情况分设府厅州县各缺。裁撤副都统与五部侍郎,另设专局办理其事;第二,练土兵。战区收还后可暂借客军代守,同时责成各巡道招练土兵,以缓济急。大力发展巡警,专以防剿胡匪之用;第三,练旗兵。挑练新军,整顿旗营。不拘常格,择能任使参佐协领,甄别、分流旧有旗兵;第四,兴教育。以启蒙教育为主,多设寻常小学及半日半夜学堂。同时推行成人扫盲教育,识字之外首重宣讲。派遣留学生出洋,培养新式教育师资;第五,清词讼。责成知府周巡各属,督饬各州县审断积案,随审随结。加强监督,严禁积压新案;第六,加廉俸。于定例俸廉之外酌定办公经费,以舒其困;第七,惩贪墨。加强监督,禁止投效。假以地方大吏便宜之权,慎选州县各员;第八,筹屯垦。设垦务总局招徕客民,编制垦户,寓征兵之法于屯田之中,以兵法管理;第九,振工艺。推动榨油、烧酒作坊各自成立公司联合生产,以保证利源。同时,招商集股兴办织呢、纺纱、制鱼等适宜产业;第十,兴林利。以招租的方式开发黑龙江、吉林两省原始森林资源,以杜外人觊觎之心、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第十一,定矿章。自开最佳数处矿藏,其余遵照商部新章设局招商,以收租税之利、保全均势之局;第十二,改盐法。设盐官或专局经理,改革盐业管理办法。于产盐地方划定盐场地界,就场征税,行销三省不再重征。既可保政府盐利不失,又可避免因任意需索加重民众负担;第十三,制钱币。整顿银元局,添购机器鼓铸铜圆,以补制钱之缺。另设官银号发行纸币,改变三省钱币淆杂,制钱短缺以及银币不敷兑换的混乱局面,“以保利权而维圜法”;第十四,辟商埠。预筹税关、工巡等相关事宜,待交战区收回后,约开、自开商埠次第开放;第十五,通航路。于营口设立轮船公司,保证水路畅通。加强对内河航道的利用管理,招商设立公司,以争转运之利。[4]

赵尔巽的这一战后东北经营方略,从改革地方行政、清除积弊入手,意在促使东北地方由战争状态迅速转入建设轨道,推动各业的发展。既有短期当务之急,又不乏长远规划。既有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又包含对战后地方的改革整顿,是一项将日俄战争善后与改革东北地方有机整合的通盘整改计划,不失为战后经营东北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因此深得帝后赞许。

除了其他因素,或许正是这一条陈使得清廷最终决定以赵尔巽留守陪都,全面负责东北的战争善后事务。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上谕“以户部尚书鹿传霖署工部尚书,湖南巡抚赵尔巽署户部尚书”[5]。清廷将赵尔巽留京暂署户部而非实授,用意显然。大概就在这一时期,赵氏即已经领命待战争结束后到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收拾战争残局,主持地方善后。⑦只是碍于敏感的地缘局势以及清政府的“局外中立”身份,其时不便公布。所以,在主政户部的同时,继续关注日俄战局,筹划战争善后事宜。⑧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四日,盛京将军增祺以丁忧开缺。[6]“廷议谓盛京重要,须急派能员前往,方免失□之忧。万口喧腾,皆谓非赵公(赵尔巽——笔者)不可。”[7]于是,赵尔巽由署户部尚书留守陪都,同时负责日俄战争善后地方事务。[8]到任之前,以奉天府府尹廷杰署理。[9]

清廷以赵尔巽留守陪都负责收拾战争残局,颇得时人认可,“论者无不颂政府之知人善任矣”[10]。久居奉天的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中国名“司督阁”)通过他的观察分析,道出了一个局外人对于此项任命的理解:“日俄战争好像慢慢地唤起了中国政府对于满洲重要性的认识。朝廷第一次任命了一位有杰出能力的盛京将军。……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治理满洲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因此,尽其全力投身于最为紧迫的各项改革。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采取一种平静的、渐进的方式,没有干扰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在其不到两年的任职期间,满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1]正是基于相同的认识,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非常熟悉清末官场的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书信中写道:“人人感到遗憾的是户部尚书赵尔巽已调奉天。不过,他的任命早在人们意料之中,把他召进北京无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2]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来,以赵尔巽负责战争善后可谓得人之选,颇合时地之宜。

二、战争善后之准备

奉命留守陪都之际,日俄战事尚未结束,鉴于波谲云诡的地方局势,新授留守并没有立即出关履新。从任命发布到请训离京,整整两个半月时间。利用滞留京城这段时日,赵尔巽密切关注日俄战局,针对奉天地方状况与此前的善后主张,对战争善后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精心准备,包括:奏调官吏、筹措行政经费、协调与日俄驻东北军政当局的关系等具体行政事务以及广泛征求意见,继续讨论战争善后等善后规划事宜。

滞留在京期间,赵尔巽多次与帝后及北洋大臣等往复商议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呈递封奏一件,初步陈述善后办法。[13]一周后奉旨觐见之际,又将办理奉天善后计划面奏帝后,进一步探讨将来日俄和议后应如何接收并调何处兵队接收防守等具体问题。[14]除两次专程与北洋大臣袁世凯商讨相关事宜之外⑨,离京赴任途中的赵尔巽又取道天津,再次拜会袁世凯,继续讨论地方善后。[15]最终,进一步形成了明确的施政主张:“办理东事,舍整练兵伍、蠲除旧制、破格用人,别无入手之法。而尤以妥筹交涉,保持主权为立足之地。”[16]具体措施则“当安内为主,地方自治为的。拟商允以新兵渐换旧兵。弭胡匪,办巡警,立民团,安难民,种晚粮,兴学劝工。裁平行,添丞参”[17]。

随着战局发展,时至光绪三十一年年中,交战双方久战力疲,高下显分。⑩谋求议和以尽快结束战争,成为两国的共同目标。议和结果以及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事关东三省乃至整个中国之前途与命运,于是,战争善后又一次提上清政府的工作日程。无奈“局外中立”的清政府此时除了通过外交声明捍卫国家主权之外(11),尤需速派大员尽早接管地方事务,恢复对战区的行政管理,以尽快重建地方行政秩序。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赵尔巽奉旨离京赴任。(12)六月二十四日,正式接印视事。[18]

三、战争善后之实施

镇守满目疮痍的奉天省,除赈抚灾黎之外,赵尔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是发展地方、维护主权。而内政改革与善后外交,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重要渠道。赈抚灾黎、整顿财政金融、发展经济、改善行政、兴办新式教育、重建社会秩序以及善后外交等诸多内容、举措。其中,行政、教育、警务等改革整顿以及对日善后交涉等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从略,本文重点讨论赈灾、整顿财政金融、发展经济诸内容、举措。

1.赈抚灾黎

赈济灾民,无疑是任何一次灾难善后的题中应有之义。赵尔巽主持的赈抚,是在其前任工作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利用直接赈济、以工代赈、接济生产资料、减免行政收费等多种直接、间接手段继续推行善后赈济,意在帮助灾民恢复生活、生产。

“自日俄宣战以来,蹂躏地方,几及全省村落为墟。人民荡析,灾巨且久,糜烂殆难言状。”面对如此情形,盛京将军增祺会同奉天府尹廷杰设立筹济、平粜等局,与善后局一道负责赈抚全省灾民。[19]赵尔巽到任后,为节约开支,将原设之筹济、善后两局事务归并于新设之奉天财政局统一经理,奏派史念祖督办赈抚事宜。[20]选派干员至灾区查明被灾轻重情形,“或设粥厂,或散粮米,或放棉衣,会同地方官分别妥办”。对于因战事所毁民房,酌量给予资金,以助其修葺。与直接赈抚并行的,还有间接赈济,“择难民中之少壮堪供工作者,拨往修路及各项建造工程,酌给工资,以工代赈。”春间青黄不接之际,酌给耔种耕牛,帮助农户恢复生产。[21]对于一些破坏严重的地区,如北部之昌图、海龙一带,在豁免应缴钱粮的同时加大赈抚力度,于城关地面设立粥厂十余处,委员监视熬粥施食。除了这种常态化的惠民赈济举措之外,考虑到兵燹破坏、民力不济,奉天地方还时常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一些临时性恤民政策,以间接提供赈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赵尔巽奏准将奉天光绪三十一年应完地租以及光绪三十年以前民欠地租完全豁免,同时将受灾严重的昌图等处当年地租酌量蠲缓。[22]在筹措警察经费过程中除了按需要数额决定抽捐额度之外,考虑到春耕期间农户开支较大,特延缓对巡警捐的经征,以暂时缓解民众的经济困难状况。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出示晓谕,规定:“自四月初一日起,所有乡镇巡警薪饷暂由财政局先行垫发。所有民间捐款一律暂行缓收,秋后再行完纳。”[23]为惠及民生,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光绪三十三年春,赵尔巽又奏准无论本省出产还是外省运入之煤炭,均一律豁免应缴各税项以降低成本,保证低价。[24]同时,自光绪三十三年开始,永远免征奉省各属人丁银两,且毋庸援照各省成例摊入地粮。[25]

多样化的赈济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对不同阶层、受灾程度不同灾民的有效赈济。有效地缓解了战争对奉天地方的破坏,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丁银的免除,不但减轻了民众负担,而且更具划时代意义,使得历时数千年的人头税得以完全废除。

2.整顿财政金融

原本存在的财税管理漏洞,致使税捐收入大多中饱私囊而地方财政困难重重。日俄战争爆发后,外军对所占地方税收的截夺以及战火破坏,无疑使这种拮据情形雪上加霜。作为战争善后举措之一,整顿财政金融,不仅是战争善后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是各项内政改革整顿的基础。

(1)改革财政制度,整顿税务。针对财政管理上的混乱状态,赵尔巽奏准设立财政总局,总揽全省财政管理。[26]从核查收支入手,全面整顿财政金融。重视对各项捐税征收的监管以堵塞漏源,力求涓滴归公。[27]

(2)调整捐税。力争在避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调整捐税,不断开辟新的收入渠道,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28]其举措包括:第一,调整特种物品捐税额度。增加鸦片、烟酒等奢侈品的消费税[29],减免杂粮、燃煤等生活必需品捐税[30],寓赈抚灾黎、筹措善后经费等举措于改革整顿之中;第二,因势利导,允许土地交易,开征地亩更名税[31];第三,强化盐务管理,改督销官盐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将三省盐务统一管理[32]、设法收回盐滩[33]、统一征收标准[34],以增加盐厘收入,抵制外盐侵略。[35]

(3)整顿全省金融。设立官银号独占纸币发行权[36]、努力重铸银元[37],以恢复市场信用、稳定地方金融秩序,为奉天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兼以抵制日本的金融侵略。[38]

改革推行一年后,成效显著,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详核一年收数,较光绪二十八年奉省各项厘税报收一百二十五万者,并旗署所收各项杂税已增至二百三十万以上。即较二十四年依克唐阿整顿最旺之年收一百六十二万者,并旗署所收各项杂税增至二百万以上。诚属成效昭著,为各省近来所罕有。”[39]各项杂税,亦为“清季奉省捐税增收最多之数”[40]。增收之各项捐税款项,分别用于拨充各项兵饷及办理学务、警务以及兴修马路各项工程、创办各新政局所等等,使得各项要政得以及时办理而不致等待部拨款项,基本实现了赵尔巽“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的执政宗旨。[41]相关举措,既整顿了吏治,又净化了环境,对于稳定战后地方形势,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发展经济

振兴经济,不仅是新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当时的奉天而言还是处理日俄战争善后事务、恢复战争创伤的一个重要手段。围绕发展实业、移民垦荒以及吸引投资为中心,千方百计地推动地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全力推广实业。创设农工商总局,全面负责地方经济发展。[42]由政府出面设立实业公司为示范,设立了牧养公司[43]、渔业公司等等[44],积极推进建设相关从业者的团体组织如农会[45]、商会等等[46],推动实业发展;大力推行实业教育,开办实业专业教育、普及机构,如商业学堂[47]、产品陈列所劝工场[48]、工艺局[49]、森林学堂[50]、农业试验场等等[51],以期培养人才,推广实业知识,为经济发展服务。

(2)开展土地普查,推广垦务。继续推行垦务,对官庄旗地(13)、蒙荒(14)、东边山荒河淤地亩等荒地大量地招民垦殖[52],以此满足关内移民的土地需求,推动地方开发,兼以加强地方防务力量、有效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以及强邻对领土的侵蚀。[53]

(3)重视技术与资金引进。赵尔巽多次派人赴美国、日本、上海等国内外发达地区考察经济,学习先进经验[54],同时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以优厚政策以及良好的保障招商引资,带动经济发展。[55]各项举措在推动奉天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理念以及推广普及实业知识等手段,实际上也开始了相关产业的近代转型步伐,对奉天以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不无促进作用,为后来徐世昌主政东北时期相关新政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内政改革还包括清除陋规积习,整饬吏治提高薪俸,严格选任官吏;严行赏罚,加强行政监督以及改革行政,重建政治秩序,整合行政资源,对陪都进行行省化改革;调整区划,添设新治等。[56]改善行政,既是战争善后的内容,又是战争善后的基础。赵尔巽的行政改革,既是对地方政治秩序的积极重建,又是对行政体制的深入整顿。对于扭转奉天吏治颓风,提高各级政府的行政效能以及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均具有积极意义。从地方发展的视角来看,其中的行省化改革是继崇实之后对清初以来沿袭已久的旗民二元特别行政体制的进一步调整,迈出了清王朝在东北改制、建立行省的重要一步。

留守陪都期间,赵尔巽还尤为重视新式教育的推广与发展。联名奏请废除科举的同时,褒奖助学,扫除新学障碍。重视新学师资,派遣出洋培养与重金引入相结合,以满足新式教育推广的需要。同时,积极鼓励出洋留学与社会教育相结合,极力推动奉天教育的发展。改革后三年间,东北教育面貌大为改观,不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衡量,其成就均十分显著。其中,尤以省城为最,甚至有报纸评论称“省城教育之发达,实可谓盛矣!”[57]在省城辐射与示范作用的影响下,加之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大力督促与鼓励,各地方的教育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各级各类教育载体的出现与增多,从而为更多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与便利。受教育者的增多与地方社会风气的开通,对于各项事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如此,新式教育迅速崛起,还使奉天由教育落后地区一跃而成为相对发达地区。

战争善后各政的推行,客观上都需要稳定地方政局、重建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不仅影响善后内政改革整顿,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导致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为外国侵略势力染指提供了借口。出现于明末清初的胡匪一直是威胁当地治安的顽疾。匪乱若不能迅速平定,不但内政难修,而且外患不免乘乱而入。赵尔巽对战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从打击胡匪与提高防控能力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剿抚相济,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对于那些旧恶素著并时思反侧者,如辽西巨匪杜立山等股力量,予以严缉痛剿,以儆效尤[58];而对那些为害尚轻而又真心就抚者如冯麟阁部,则加以因势利导,改匪为兵,以此充实地方武装,缓解兵力不足的窘境。[59]另一方面,整顿警政,强化治安管理。

就外交而言,战争既因日俄争夺东北与朝鲜而起,两国虽暂时完成了对侵略权益的瓜分,但是依然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觊觎更多利益。战争过后,清政府力求收回更多的主权。而日本在控制了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之后,仍然觊觎更多的侵略权益,对奉天地方事务大肆染指。所以,在恢复中立地方行政权的同时,清政府奉天当局更时刻担负着如何应对日本层出不穷的侵略伎俩、维护主权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赵尔巽积极配合清廷与日俄的战争善后谈判,就谈判将要涉及的地方事务提出多项建议,提醒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注意收回相关权益。[60]另一方面,作为清政府战争善后的地方主持者,赵尔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量的交涉事务。(15)

留守陪都三年间,赵尔巽对于战争善后各项事务可谓尽心竭力,外交内政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外交涉中,“凡可力争先著、保全权利之事,实未敢退让一步”[61],收回了部分权益,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两国的侵略。但是,最终仍未能有效阻止日俄两强对东北侵略权益的瓜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清政府综合国力的绝对弱势,而非相关事务参与者用心不专或力有未逮。正所谓“此事自关国力,非可以空言抵制”[62]。考虑到当时的综合国力对比情况,相对于善后外交的总体不力,尤显难能可贵。就当时的内外情势与清政府战争善后的主观诉求而言,以此次战争善后为契机,消除积弊、改革内政,既是清末新政大背景下改革整顿的核心目标,也是发展地方、巩固边圉的客观要求与必由之路。对战后地方的改革整顿,不仅是外交的基础,更是发展地方以巩固边防,立足于长远抵制日俄侵略的有效手段。各项内政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清政府的初衷。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奉天地方发展。

三、余论

在日俄战争与清末新政两大时代背景下,作为日俄战争后的陪都留守,处此特殊时地,赵尔巽被赋予了双重使命与双重身份。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也兼具双重目的,不仅在于赈济难民、处理战争遗留问题,而且要巩固边防,维护主权。由于龙兴之地的特殊身份,加之兵连祸结的地方局势,清末新政改革并未在此地大规模推行。日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东北边疆危机,清廷决定改革地方以巩固边圉,抵制侵略。因此,有意将战争善后与内政改革整顿合二为一,不仅要消除积弊与战争影响,而且将其作为东北全面改制的前期准备与局部尝试。善后效果如何,不但事关国家主权的恢复,而且决定着清王朝龙兴之地的未来命运以及东北边圉之安全。正因为如此,尽管日俄战争善后一些举措与内地省份的改革大同小异,但是肩负着与内地新政不尽相同的历史使命,因此,赵尔巽一再强调,“勿以内地视东三省,当合各行省之力以救东三省”[63]。

此一时期的赵尔巽,既是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地方主持者,又是清末奉天新政改革的发起人。不论善后还是新政,皆尽心竭力,不辱使命。所以,有学者评价此间赵尔巽的治绩曰:“整顿吏治、财税,不遗余力。虽不无操切之处,但颇负人望。”[64]此语可谓客观中肯。

三年间,赵尔巽将战争善后内政举措与新政改革有机整合,各项举措兼具战争善后与新政改革的双重功用。使几经兵燹的奉天从战争的创伤中得以迅速恢复,对于稳定日俄战后奉天政局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各项新政举措虽未能根除积弊,但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既有力地推动了奉天地方的近代转型,巩固了东北边疆,又为继起的东三省改制开创了一个良好局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赵尔巽去世后,首任东督徐世昌的挽联有“雄边旧事念萧规”一语[65],揆诸二者的主要施政举措,可见其评价并非溢美之言。

注释:

①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指的是为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消除战争影响与维护国家主权所采取的系列相关举措。既有事前的筹议、准备以及战中、战后对受灾民众的赈抚,又有不断深入、扩大的内政改革整顿以及贯穿始终的外交斡旋,可以说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②光绪二十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的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光绪三十年的甲辰日俄战争,奉天地方均未能幸免。

③赵尔巽的行政能力及其在各地的治绩颇得时人认可。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赵次山中丞,今之贤督抚也。其抚晋诸疏,皆切实透达,不减林文忠、曾文正。今日见其整顿晋省乡社一疏,重任社长,惩劝兼施,有乡官之利而无其弊。读其文,知其能实心办事,非徒纸上空谈。……中丞此举,洵治内要图也。”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④时人对于赵尔巽之评价,亦有“好改旧制而变新法”之说。见奭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无补老人哀挽录》,民国年间铅印本,第4页,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⑤第一次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第二次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⑥《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32,《清实录》第5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7页。按:其时关外的三个将军辖区虽未改制行省,然而时人对于东北亦多以“东三省”称之,虽正规文书亦不乏此例。

⑦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赵尔巽致电鄂督张之洞,请其“代筹生利之方”,谓:“东事未定,暂缓往。忝摄非分,惶恐求诲。”见《张之洞收北京赵尚书(赵尔巽)来电》(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9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383页。可见,最迟至七月十一日,赵尔巽已然领命,于战后留守陪都。此外,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赵尔巽曾致电张之洞,谈及推迟赴任,有言曰:“巽备往东省,中外皆知。”见《张之洞北京赵尚书(赵尔巽)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到),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0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721页。

⑧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赵尔巽曾专程奔赴天津,与袁世凯商议东三省善后事宜。见苏振申编:《中日关系史事年表》,台北: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142页。

⑨四月十一日,赵尔巽乘早车奔赴天津与袁世凯商讨赴任时间及办理奉天事务等相关事宜,勾留两日方返回京城。见《盛京将军来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第5版,中外近事,本埠;《次帅商办要件》,《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第2版,时事要闻;《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第4版,中外近事,本埠,官场纪事。六月初八日,赵尔巽再次专程赴津,与袁世凯商讨奉天战争善后。见《赵将军之行期》,《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第3版,时事要闻。

⑩其时,俄国败局已定,被迫开始与日本议和。此前,日俄陆战已经结束,奉天会战后俄军优势尽失,龟缩至东北北部待援。此后,俄海军亦遭重创,在四月末的对马大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以微小的代价消灭了俄军波罗的海舰队。日本胜券在握,俄国加速谋求和谈。

(11)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清政府分别向日俄两国政府及其驻华公使声明:“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见《致日俄两国公使照会》(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9,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铅印本,第14页。

(12)详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542页。另据赵尔巽自述,“叩辞以后,于十九日到津,与北洋大臣晤商一切。”见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4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包括对广宁县盘蛇驿的勘仗、旧河清淤、锦州府属官庄余租地亩与庄头地亩的勘丈、对牛庄苇塘等已经放垦地亩的重新勘丈等。

(14)主要集中在科尔沁地区,包括续放扎萨克图王旗山余各荒、完竣扎萨克镇国公旗荒地丈放、劝放图什业图旗蒙荒。见赵尔巽:《奏为奉旨筹办奉省垦务勘放蒙荒大概情形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23~0221~0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详见李皓:《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3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简赵尔巽为满洲总督的原因》,《大陆报》第3卷(1905年)第4号,纪事,内国之部,第12页。

[3]《端方与赵尔巽》,《大陆报》第二年(1904年)第3号,时评,第12页。

[4]赵尔巽:《为筹办东三省善后事宜条陈》(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三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01~1067~0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6][9]《清德宗实录》卷54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册,第224、225页。

[7]谔:《赵次老详细事略(四)》,《顺天时报》1927年9月12日,第5版,艺林。

[8]《东省善后并不另派专员(北京)》,《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第3版。

[10]《论政府不应亟派赵尔巽至东三省》,《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第1版。

[11]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伊泽·英格利斯编:《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12]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刘桂梁等译,严四光等校,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369页。

[13]《赵次帅之封奏》,《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第4版,时事要闻。

[14]《交议善后事宜》,《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第3版,时事要闻。

[15]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4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0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7]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9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赵尔巽全宗档案,第9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赵尔巽:《奏为查明奉省善后赈抚收支各项截案报销事》(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02~0101~0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赵尔巽:《奏为副都统衔史念祖随同赴奉督办赈务筹款苦心筹划督理有方请酌加奖叙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5472~0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1]赵尔巽:《奏为敬陈奉省筹办赈抚情形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02~0100~0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清德宗实录》卷55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册,第386页。

[23]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0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4]赵尔巽:《奏为奉省小煤矿及外省运入煤炭请豁免税项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585~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第2068卷,辽宁省档案馆藏。

[25]赵尔巽:《奏请永远免征奉天省各属丁银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128~0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赵尔巽:《奏为筹设财政总局先将粮饷处税务总局酌拟归併事》(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5445~0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赵尔巽:《奏报奉省裁并捐税现拟试办统税情形事》(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584~0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第2068卷,辽宁省档案馆藏。

[28]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0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6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0]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8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督部堂档,第2068卷,辽宁省档案馆藏。

[31]赵尔巽:《奏报奉省纳租地亩拟发给执照征收更名税事》(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615~0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2]赵尔巽:《奏报拟特派大员督办东三省盐务事》(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538~0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3]《整顿奉省盐务》,《满洲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第5版,中外要闻。

[34][36]翟文选、臧式毅修,王树枏、吴廷燮等纂:《奉天通志》卷147,1934年铅印本,第12、25~26页,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35]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51号、16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7]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35、154、19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奏请援照云南成案奉天开铸银圆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1378~0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8]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35、15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徐世昌:《考察奉天省情形单》,《退耕堂政书》卷5,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重印本,第22页。

[39]赵尔巽:《奏报整顿奉省榷收税厘一年数目并请奖出力各员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584~0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0]翟文選、臧式毅修,王树枏、吴廷燮等纂:《奉天通志》卷146,1934年铅印本,第3页,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41]赵尔巽:《奏请开支奉省牛马税银充补学务经费事》(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7217~0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2]赵尔巽:《奏为奉省设立农工商总局并拟办情形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7437~0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3]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0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4]赵尔巽:《奏报奉省创设渔业公司情形事》(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7132~0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5]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0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6]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7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东方杂志》第3卷(1906年)第7期。

[47]翟文选、臧式毅修,王树枏、吴廷燮等纂:《奉天通志》卷151,1934年铅印本,第15页,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48]赵尔巽:《奏为奉省创设商品陈列所请旨敕下商部分咨各省大员调来物品交易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06~0012~0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8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9]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7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0]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0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1]赵尔巽:《奏为奉省设立农业试验场事》(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6736~06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2]赵尔巽:《奏为酌拟章程派员丈放奉省凤凰厅等属苇塘河淤山荒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23~0223~0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呈丈放苇塘办法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6738~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呈丈放山荒办法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6738~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3]赵尔巽全宗档案,第98号、第19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奏为奉旨筹办奉省垦务勘放蒙荒大概情形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23~0221~0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奏报酌拟奉省清赋章程十七条事》(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宫中硃批奏折,04~01~35~0615~0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呈丈放苇塘办法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6738~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呈丈放山荒办法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6738~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4]熊希龄等编:《满洲实业案》,明志阁版,光绪三十四年,第201~207页,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7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5]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70号、17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6]李皓:《行省之津梁:日俄战争后赵尔巽在奉天的行政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107页。

[57]《省垣教育之发达》,《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第5版,奉天。

[58]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34号、140号、19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9]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35号、14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0]赵尔巽:《前奉电称小村来京会议等情,已派钱道、于守、望陶令前往陈述。兹将愚虑各节之关于会议者,开具节目呈备甄采由》(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东三省善后总案》,清末抄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61]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3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2]锡良档案,甲374~174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3]《东督自请特权之措词》,《申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张第五版。

[64]赵中孚:《辛亥革命前后的东三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