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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交融发展的一个缩影
发布日期:2017-04-10    作者:孟凡东 赵鉴鸿    来源:中国民族报

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半农耕、半渔猎民族的代表。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创建者,满族从我国东北之一隅走向全国,在改变自身民族发展格局的同时,更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满族直接来源于明末清初形成的满洲区域共同体,即以明末的女真人为核心,并融合进大量东北其他各渔猎、游耕族群,以及大量汉、蒙古等多元文化因素,体现出了“多元一体”的族群特征。而在历经清王朝近300年的治理后,该族群逐步呈现出多元交融的文化特征,并在近代西方民族观念传入后,以民族共同体的样式呈现,而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正式确认和完全识别,体现了“一体多元”的民族样式。满族共同体的这种“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相统一的格局,正是我国各民族交融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满族的先世

满族最早可追溯到的先民是先秦时期的肃慎人。肃慎又名息慎、稷慎,是满族先民的自称。肃慎人活动的区域,大致分布于今长白山到黑龙江之间。先秦时期,肃慎人已经有了原始手工业以及初步的农业、畜牧业,并已开始采用穴地而居的传统居住方式。肃慎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最早的文献记载集中表现在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活动中。如《鲁语》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对西周时期的考古发掘也印证了这一点,使用楛矢与石弩也成为肃慎演变到满族完整历程中一个典型的共同族群体系特征。《周书·王会篇》记载周成王时期“稷慎大麈”,《尚书序》则记载了“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息慎之命”的情况。在春秋时代的考古发掘中,黑龙江地区出土了魏国平周布,印证了先秦时期肃慎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往来交流。从文献记载来看,肃慎人也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黑龙江宁安境内的莺歌岭遗址文化也证明肃慎人兼具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特征。

汉代以后,满族开始以挹娄族群体系的称谓出现在我国的典籍中。《后汉书》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三国志》载挹娄“古肃慎氏之国也”,都明确传达了挹娄是肃慎人的后代的信息。挹娄人开始蓄养猪,耕作五谷,并在有水的地区进行渔猎生产。因此,东北地区一直是典型的“半牧半农”文化区。

勿吉人是南北朝时期肃慎系的代表。勿吉,满语为森林之意,他们生活在松花江一带,善射猎。《魏书·勿吉传》载,勿吉“旧肃慎国也”。勿吉人以森林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兼有农业活动,同时也采用“筑城穴居”的居住方式。勿吉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比较频繁。如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勿吉曾派遣使者向中原王朝进贡楛矢等地方特产。

靺鞨是隋唐时期肃慎的代表。《唐书》记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靺鞨本字为靺羯,是“勿吉”的音转,传达着靺鞨对勿吉的一种直接继承的联系。靺鞨人分为粟末和黑水两部,散居于松花江及其以北区域,多以角弓、楛矢来射猎为生,穴地而居,兼有粟、麦的种植和渔猎生产活动。随着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加之肃慎族群一系兼有农耕的传统,更易认同中原王朝的汉地文化和治理体系,靺鞨时代起的肃慎一脉族群开始深入仿习汉地中原体制,在较为原始的部族制基础上寻求构建中原式的王朝国家,因之成为东北区域的主导族群。如粟末部建立的渤海国,其制度与文化深受唐文化的熏陶,被誉为“海东盛国”。

辽代开始直到明代中后期,肃慎体系内的女真人成为主体族群。女真人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其中影响最大、建立了金王朝的女真完颜部就兴起于松花江沿线的按出虎水区域(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女真人继承并保持了肃慎族系传统的狩猎生产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活动,保持穴地而居的居住习惯,沿用肃慎一系的语言,并在金王朝立国之初创立了女真文字(女真大、小字),使这一族群体系首次有了自成体系的文字,对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元明时期,女真文字仍为女真部族沿用。

满族的形成

满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程,包括三个发展阶段:

1.满洲的形成

满族作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其最初称谓源于明末建州女真人在构建以自身族群为主体的清王朝中形成的新族群共同体——“满洲”。历史上,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为草原蒙古族灭国后,留居东北的女真人成为元代女真人。明代,女真人分布在明王朝辽东地区以东直达大海的广阔区域,主要分为野人、海西、建州三大部,其中的建州部女真人就成为日后推动“满洲”这一新族群共同体形成的核心部分或者主体部分。

明代中后期,以努尔哈赤为核心的建州女真部不断向外拓展疆土,形成“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清太宗实录》)的局面,成为明末女真部崛起的核心力量。而建州女真部在疆域拓展的同时,注意吸纳其他女真各部到政权中来,新族群共同体的主体开始酝酿。皇太极在收附黑龙江流域野人女真各部时就明确诏谕,“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清太宗实录》)。对周边女真各部的吸纳,壮大了以建州部为核心的主体女真实力,大大增加了女真族群规模。在新族群共同体的主体中推行八旗建制这一军政合一的管理模式,使女真部族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同时,维系了新族群主体的稳定。八旗这种以军政为一体进行管理的模式,是对其先世女真金王朝采用过的猛安谋克制度的一种继承,这也是一种共同族群内部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编入八旗,即标志着加入新族群共同体。《黑龙江外记》中就记载了获得新族群归属的方法,“第一步,把他们从原住地迁到宁古塔,住上几年;第二步,再移居到盛京,也住上一二年;第三步,最后定居于北京,取得新满洲资格”。除了东北女真各部外,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也被大量吸纳到新民族共同体中。宁古塔孟氏一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家谱记载了“明末沈阳抚顺一支汉人孟氏,入宁古塔指导当地人耕作,后随军抗俄,立军功入汉旗”,成为满洲人。这一例证也是汉族入旗的典型案例。就这样,在以女真族群为主体、吸纳大量新族群的情况下,新的民族共同体呼之欲出:“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清太宗实录》)

2.文化特征的内化

清王朝建立后形成的满洲族群,事实上是一个以原女真建州部为核心的、汇集东北区域其他族群为一体的新族群共同体,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拥有共同血缘、文化记忆、语言、习俗的单一民族,多元文化特征逐渐内化为新形成的满洲族群的共同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为新多元文化特征的内化。新满洲毕竟是女真人在从东北一隅走向全国的进程中促成的新族群共同体,其吸纳的大量汉、蒙古、回、朝鲜等民族,带入了多元文化因素,在近300年的彼此交融发展中,赋予了新形成的满洲鲜明的多元文化特征。而在满洲进入汉地后,汉文化对其的直接影响更为强烈。满洲族群虽居于领导者地位,但考虑到中原汉地文明的繁盛和健全体系,以及适应治理广大汉地区域的需要,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纳了汉地文化。在汉地的诗书礼乐、典章制度为清廷所用的同时,汉族的风俗习性也深深地影响着大量进入汉地的满洲群体,多元文化特征促使满洲人很快适应了中原文化。草原地带的蒙古族对女真早有影响,在女真崛起建国的进程中,蒙古族又成为了女真人外部争取的主要军事、政治同盟,满洲贵族、上层还多与蒙古贵族通婚,这种密切关系都使得草原游牧文化对清王朝和新满洲族群共同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满洲文化介于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塑造着中华民族的近现代文化核心,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产物。

二为旧有东北女真渔猎文化的继承。清王朝入关后的200余年间,以东北女真人为主体的新满洲族群仍保留着我国东北渔猎族群文化的特征,其突出表现在对渔猎族群风俗习惯的继承和发扬上,这是东北“半牧半农”区域文化特征。如,“国语骑射”,是原东北女真传统文化的典范,并为新满洲族群所继承,满洲王室是这方面的表率。为了维持尚武精神和狩猎骑射的民族特征,清王室极力推崇的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就是个中典范。崇尚“萨满文化”是居于汉地的满洲新共同体的又一鲜明的特征。萨满崇拜是我国北方、东北各族群自然崇拜的集中体现,清朝入居中原后,祭天、地、山川等自然神明的活动仍四时进行,有些甚至延续至今。

3.近代“满族”的形成

清末,满洲王室、上层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为维护自身统治与利益,清廷统治阶层片面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阻挠变法,镇压革命,以维护旧有的特权和落后制度,致使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逐渐深陷风雨飘摇中。为了维护满洲贵族和王室利益,清政府陆续炮制了皇族内阁等违背时代潮流的举措后,激起了满洲内部的离心离德,激进的革命此起彼伏。他们纷纷以排满为口号,满洲这个清初的族群共同体名称就成为了这一政治宣传打击的目标,但实际还是为了打击清廷王室,救亡图存。而在不断的排满兴汉的反清斗争中,清王室及对满洲文化认同的群体,逐渐形成了强烈的自救意识,同时在西方民族观念的影响下,满洲这一共同群体概念,就演化为近世所说的民族——满族。因此,满族、中华民族与中国进入了历史转型期,是满族普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清代历史与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的一脉相承,“华夷一体”思想的一脉相承。

这一时期的满族文化状况为:八旗这一具有满洲特色的族群治理模式随着清王朝的倾覆而瓦解,而经过清代长期定居关内的生活后,满洲共同体已基本通用汉语、汉文,通晓满语、满文的已经不多,习俗方面也是如此。但清王朝的灭亡和满洲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并未使满洲文化特质消失。满族对于自身民族的集体记忆,仍是满族存在的根本,而这是中华民国建立时推行五族共和的政策中,将满与汉、蒙古、回、藏等民族同列为五大民族之列的原因。

从以上三阶段可以看出,满族的形成并不是以单一血缘的延续形成的族群和民族体系,其形成模式呈现出“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两支主线。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当今满族及其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被完全识别并最终确认为一个独立民族,成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对待满族的识别和认定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持以区域交融、民族认同、共同民族地域与共同民族习俗为准绳,实现了对满族的最终确认。主要的确认路径包括:一是清代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后裔凡自报满族者;二是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和贵州的“卢人”;三是三代以上世居辽宁省、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聚居地区的人;四是安徽省部分聚居的金代女真后裔。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满族的人口数量约为1410.1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77%,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其中辽宁省的满族人口为最多,有533万,占满族人口的51.26%,是满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此外,满族在河北、黑龙江和北京等省市均为第一大少数民族。

由于满族的分布较为分散,因而并未设立满族自治区,但仍在主要的满族聚居区域相继设立了11个满族自治县,包括河北省的青龙、丰宁、围场、宽城4个满族自治县,辽宁省的岫岩、清原、新宾、宽甸、本溪、桓仁6个满族自治县,以及吉林省的伊通满族自治县,这些以满族聚居为中心的自治区域的划分,为满族以自身特点发展、并获得相应的民族政策扶植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BJMZTJJY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