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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发布日期:2017-05-18    作者:李玉君 张新朝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摘要: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金毓黻;辽金史;东北史;文献学

金毓黻(1887~1962年),辽阳人,字静庵,斋名静晤室。金先生曾历乱世,屡屡易职,16岁时曾辍学经商,还曾被日军投入过监狱;他先有十八年的从政生涯,后来便一直在高校或研究所任职。金先生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6年起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东北大学教授、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主任,新中国后又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先生聪慧勤勉、矢志不移,对史学研究情有独钟,治史范围极广,在史学史、史学理论、文献学、目录学、地方志、东北地方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①

金毓黻一生潜心问学,著述繁富,有史学专著十六部(其中三部为合著)、丛书与史料书八部以及史学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有《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宋辽金史》、《渤海国志长编》等;其丰硕成果泽及后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金氏学术成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史学史、东北史、《静晤室日记》、《辽海丛书》及其治学思想等方面,其辽金史研究鲜有被涉及。迄今仅见赵岩的《金毓黻〈宋辽金史〉研究》,该文根据《宋辽金史》评述了金氏关于契丹对幽州地区的统治以及金朝衰亡原因的研究。实际上,金毓黻对辽金史饶有兴趣,且成就卓异。他曾自述:“生平喜读乙部之书,重点放在宋、辽、金三史一段,并注意东北故乡地方掌故。”②在他看来,“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趣矣”。③有鉴于此,兹据金先生《静晤室日记》、《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辽海丛书》、《辽陵石刻集录》等著述,对其辽金史研究予以梳理和探讨,以彰显其卓著的学术成就、崇高的学术风范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一、爱国忧乡——重视辽金研究

根据《静晤室日记》记载,金毓黻先生研究辽金史大致始于1923年11月借阅《辽史》八册、《金史》二十四册,终于1957年3月撰成《〈契丹大小字考释〉一文的意见》,中间于1942年出版《宋辽金史》。其研究时间前后跨越二十四年,研究成果几乎涉及辽金社会的各个方面,为辽金史研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金先生涉足辽金史研究,不唯出于个人兴趣,更有经世致用之愿。清宣统二年(1910),遗老郑孝胥来时称奉天的沈阳游玩期间作诗曰:“北俗虽豪缺风雅,麕集屠沽作都会”,以尖刻甚至污辱性的语言嘲讽沈阳人没文化。此事令当地人大为不满,时年23岁的金毓黻亦深受刺激,认为郑氏诗作“鄙视辽人之意溢于词表”,从此矢志研究东北文化。更有甚者,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日本蓄意侵华、觊觎东北之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为此大肆歪曲东北历史。在《东北通史》引言中,先生对此也有描述:“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拣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虚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巨,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因此,发愤研究东北史、在该领域里奋起直追对中国学者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在先生看来,研究东北地方史,一可激发国人之爱乡爱国精神,二可驳斥日本学者之种种谬说。为了“振兴中国学术,更为了正确展示历史进程,澄清历史事实真相,唤起大众的爱国热忱,激励大众收复故土”,④金毓黻以“爱乡邦、御外侮”的思想为指导,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将治学的重点转移到东北文献及东北史地的研究上。⑤除了学术研究,他还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契合时事的文章,如《我国东北民族考》、《从史实上证明东北为中国领土》、《纪念“九一八”与收复东北》等。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见一个史学研究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和爱国情怀的洋溢。

要研究东北历史,必得研究辽金史,因为东北是分别建立辽、金政权的契丹、女真两个民族的肇兴之地,东北地区的山川地理、历史掌故都与这两朝有紧密联系。“辽金二史之纪事,与东北有关者几居其半,……且近年在东北发见辽金时代之史迹,多至不可胜纪。果由研究东北地理,而从事改修辽、金二史之大业,此亦为吾国史学界结一璀灿光华之果。”⑥这也正是他认为“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趣”的根本原因。⑦荣文库将金氏对东北史的研究的贡献概括为三:“一是对东北史总略和东北史地的研究;一是东北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一是东北地方志的编纂。”⑧实际上,金氏对东北史的总略及研究主要包含着对辽金史的总略及研究,对东北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更多是对辽金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由研究东北地理到研究东北史,再由研究东北史到研究辽金史,乃是自然之理。

金毓黻涉足辽金史,固然源于辽金史在东北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同时也是出于民族情怀和对辽金历史地位的重视。在金氏之前,辽金史从未作为专门史被研究过,都是作为宋史的附属部分被提及一下;这实际上涉及宋辽金三朝的正统之辩。元朝修这三部史书时,也曾面临这个难题,最后采取了“各与正统”的处理办法,将议论留与后人。金先生在写《宋辽金史》时,也对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考量。从民族角度出发,考虑到汉族人口最多、历史最长、文化最深,应以宋为正统,因为“同是汉族,而僭窃之君不能为正统,四周夷狄与汉族同主中国,而夷狄之君不能为正统”。若从史实角度出发,考虑到三朝的统治区域和立国时间,“辽史仅当北宋的十分之一二,而金史则当南宋十分之四五,后世修此一时期历史,不能存偏狭之见,而为之抹杀事实,辽金二史终不为研史者所废。”在此基础上,金先生得出折中的结论:以宋史为正史而以辽金史为别史。

尽管最终金先生还是以宋为正统,但是在讨论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了辽金史的地位。他认为“只有三史兼治,才能相得益彰,存偏狭之见,斥辽金史为不足观,则精详之史实,既不能尽弃,也大背史家宁繁勿略之旨,此又宋与辽金在国史地位之又一解释也”,又说“辽金二史之分量,虽少于宋史,亦需相当之时日,乃得终业”。⑨《宋辽金史》共九章,其中涉及辽金者七章,此比例体现了“以宋为主、三史兼治”的原则。此书奠定了金先生在辽金史学界的重要地位;言金先生在辽金史领域首开“三史兼治”之先河、对辽金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应不为过。

二、博考典籍——品评史书优劣

之所以在金氏之前辽金史研究不被重视,除了因为契丹、女真被视为夷狄而遭到轻视之外,还由于《辽史》修纂粗疏,讹误较多(《金史》虽不类《辽史》之劣,但亦有阙漏之处)。也正是因此,改修辽、金史才成为金毓黻的夙愿。要达成此夙愿,先要清楚各版本史书之优劣高下。金先生的做法是博考典籍、史书互证。

1.对《辽史》的研究

先生曾言:“治史学非多读书不可,近治辽史,颇感参考书不足,至各校馆觅之,亦不能得,姑就所得以为比次而已。”⑩此“所得”有百衲本、乾隆时殿本、明朝时监本和川版《辽史》。通过研读比较,金先生认为《辽史》以百衲本为最善。

对于《辽史》编修的见解,金先生十分认同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中的观点。金先生曾言:“《辽史》一书是杂掇诸书而成,《本纪》之文多据辽诸帝实录,《列传》之文亦多本旧史,至诸《志》则采于宋人之作颇多,且彼此杂揉殊乏条理。”(11)如,《辽史·百官志》中南北面官之说多与《亡辽录》中所言类同。又如,《辽史·兵卫志》记:“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太子军。伟王军。永康王军。于越王军。麻荅军。五押军。”金先生认为此是抄于《宋史·宋琪传》所记:“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与此相类者非此一处。

金先生虽然认为“《辽史》抄袭宋人成著者甚多,而多不得其解,不必一一求通”,(12)然“《辽史》虽病疏略,然其善处亦不少也”。(13)《辽史》之中,以《本纪》最为先生推崇。他曾言:“余细检《辽史·本纪》,除上举数事之外,无一误者,可知其所据之底本确为辽史官之所记。且本纪所记详于本传,故考辽代事者,不可不详读本纪。”(14)

2.对《金史》的研究

辽朝历史虽然比金朝要长一百年,然从中华书局校点本看,《辽史》仅存五本,《金史》则有八本。《金史》能得以比较完整的留存,明末清初政治家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认为是得王鹗与元好问二人之力。金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刘祁所著《归潜志》中所载金事亦是详细,“是故金史之不亡,三人之力,而鹗创始之功为巨,又不能置刘祁而不数也”。(15)经金氏考证,《金史》虽多据《实录》而成,亦多取自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此外,南宋陈元靓所著《事林广记》也多有可补《金史》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对一些史实的记载《金史》还是较其他史书更为详细与可信。如《金史》对爱王谋反一事的记载就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金国志》更为可信。此外,《金史》、《辽史》还可互证以补不足。《辽史·张琳传》载,张琳卒于金人未破燕京之前;而《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驻跸燕京城南……辽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可知张琳当时尚且在世。金先生认为:《辽史》因张琳年事已高就言其卒,是省略而言,并未确认;而张琳降金一事,辽史也并未记载。

金毓黻先生通过亲自考证得出了与前人一样的对《金史》的高度评价:“元人修《金史》,本其国史旧作,故能出宋、辽二史之上。《金史》之雅洁,颇似《三国志》,惜无裴松之一流人为之作注耳”。(16)

3.对其他辽金文献的研究

因为《辽史》极为简略,先生曾言:“幸得元人收拾残丛,撰成专史,否则一依明人之见,鄙夷而不屑详述,则辽代君若臣之事迹及其典章制度,早委诸荒烟蔓草而不可考矣”。(17)言语中透露出对《辽史》草草编修的无奈以及对《辽史》得以残存的欣慰。为补官修史书之阙遗,金先生在私修的辽金史书的价值与真伪鉴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辽史拾遗》、《辽小史》、《资治通鉴》等都在先生品评范围之内,此类史书多为后人综辑。

先生在《静晤室日记》中记载,《契丹国志》多抄袭于宋琪的《平燕十册》、史愿的《亡辽录》、洪皓的《松漠纪闻》以及《五代史记》、《通鉴》、《续通鉴长编》等多种著作。例如,其二十六卷《诸蕃记》抄于《松漠纪闻》,其二十二卷《四京本末》之上京条抄于许亢宗之《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来州以东的情景,其南京条亦是抄于《行程录》所记燕山府之语。金先生对三种版本的《契丹国志》中的四卷进行校正。此外,《契丹国志》中所记辽诸帝年月舛误极多,且《契丹国志》所记内容与《辽史》多有不合。金先生考证后认为《契丹国志》“不如《辽史》远甚”,(18)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亦有“为《辽史》所无者”。(19)如《契丹国志》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卒于保大三年,而《辽史》误为保大四年;又如,《辽史》中松州城的地理位置不详,仅有“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一句,(20)而《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载:“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更为详正。类似此四例者,不胜枚举。

《大金国志》经金氏考证认为,它多采于元好问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等书,作者为元代人而“依托懋昭之名”,(21)“视契丹国志为胜,亦有可补金史之阙佚者,故考古者重之”。(22)金人王寂所撰《辽东行部志》虽仅寥寥数篇,在金氏看来可用以与《辽史》、《金史》互证。洪皓的《松漠纪闻》对于金先生而言,更是“所记金源轶事,为正史所不载者,宜将全书细心读之。”(23)其他如明人杨循吉的《辽小史》、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近人缪荃荪所撰《全辽文》等等,金先生都加以比较、品评,指出其可取之处。这样的工作量,非史学功底扎实、治学严谨耐心而又刻苦勤勉之人不可为,足见金先生的大家学术风范;而辨别史书之真伪优劣,则是裨益后学、功德无量之举。

三、严密考证——修订记载谬误

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具有全面性和开创性,不仅涉及政治制度、历史地理,还对辽金时期的历史人物作了前人未做之研究。只是针对性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宋辽金史》一部,其他成果大多散见于《静晤室日记》之中。在《宋辽金史》中,他深刻分析了幽云地区对辽朝统治者加强对中原统治的重要意义,还总结了金朝衰亡的原因:一为戕杀宗室,二为极端汉化,此外还有乣军之叛、群盗之滋等。

金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而黄侃又是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的朴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这样的师承,保证了他在史料考证方面的功力深厚。金先生本着求真的治学态度,修订了大量辽金相关历史记载的谬误,尽可能地还历史以原貌。这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御外侮”,在后世也是意义重大。

1.对辽金政治制度的研究

辽、金为少数民族政权,其制度虽多效仿中原汉族王朝,但也带有自身的民族特点。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而言都不容忽视,金毓黻先生对此也十分重视。例如,他对辽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南北面官制度做了深入研究。他首先肯定了“以北枢密院治契丹,南枢密院治汉人”的二元体制,并将其与前朝录尚书事、宋朝领三省事列为一例,都是政府重心。南面官中虽设有大丞相及左右丞相,但都是虚位,权力主要集中于南院枢密使手里;实际上是北、南枢密院分掌北、南之军政大权,且北枢密院权力更高。他认为辽朝是枢密使位于百官之上,北面官中的北、南二府宰相也应居北院枢密使之下,但《辽史·百官志》却将宰相列于枢密使之上,不为妥当。为了能更明确北面官制中各机构的职能,金先生还以清代官制加以比较,如将北枢密院比为军机处,掌军国大政;北、南二宰相府则比为吏、户二部;北宣徽使则如内务府与工部;大惕隐司又如宗人府;夷离毕院则如刑部及都察院;另有大林牙院有如翰林院;敌烈麻都司如礼部。(24)

通检、推排之制是金朝的重要的户籍制度,前者始于世宗大定四年,后者始于大定十五年九月。起初二者概念略有不同,但世宗之后已无区别。二者所检之对象都为物力,而物力之范围无明确划定。据金氏考证,世宗时期物力尚包括土地、奴婢、牛具以及积粟浮财等;到了章宗明昌初年则有“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25)之语,即此时物力已不包含土地;而到了泰和二年时,又有“既问人户浮财物力”(26)之言,可见此时浮财也已不在物力之内。

辽金时期的横宣使、横赐使之称见于郑麟趾的《高丽史》之中,却并不见于《辽史》之中,《金史》之中也只有横赐之称。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契丹横赐、横宣之名称》一文对此二称谓有所研究,认为“横”字义同横帐之“横”而“横”又同“潢”;认为横宣、横赐之称源于契丹国主的横帐,为敕宣、敕赐之义。金先生质疑这种观点,“若如稻叶氏所释,则为凿之使深,强作解人,恐与原义不合,余不敢曲从也”。(27)据先生考证,横赐一说,已见于唐代,是为契丹所袭用。宋朝避讳横字而将“横”改为“泛”;而契丹之所以有横使、横赐、横宣之称,乃是“以别异于与国”。(28)

2.对辽金历史地理之研究

金先生曾言:“研史者不明地理,则郡邑之分合,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布,户口之耗息,物产之丰绌,人文之变化,皆不能曲证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之,与历史关系最密者,舍地理其谁属”,(29)同时认为研究东北地理,“辽、金二史宜取其全部读之,而《地理志》尤要,一字不可忽略。”(30)他在《东北通史》中就对辽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及金上京会宁府等地进行过考证,在《宋辽金史》中也曾着重论述过辽朝所占据的幽云地区,认为十六州之外,平州、营州、易州也都为辽朝所据。(31)

金氏对辽金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对某些地域的位置、归属及名称的来历变迁等问题的重新考证,而不盲从前人。在《东北通史》中,他结合宋人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与日本学者箭内亘之考证,对耶律阿保机所居“汉城”之说的位置重新研究,认为汉城应在滦河上源、檀州西北、炭山东南之地,对近人姚从吾的考证予以辨驳。关于契丹灭渤海国之时曾围攻的“忽汗城”,据宋人记载为扶余府,但经金先生考证应为上京龙泉府或为中京显德府。关于辽阳故城辽州沈州诸地的归属问题,金先生结合对数史的考证,认为应在辽东南部,而不属于渤海国。类似地,他还对《辽史·太祖纪》所记“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的“两河之间”为何地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在《静晤室日记》中,他还结合多种史籍之记载,对辽代通州、宁江州、冷山、显州、木叶山等地准确地理位置的考证,都是前人考证有误或未深入研究之问题。

3.对辽金历史人物之研究

由于语言的不同,契丹、女真上层统治者往往会同时有一个汉名和一个契丹或女真名,甚至有一人多名的情况。这在各类史书中不胜枚举,甚至在同一史书中也会出现一人多名,这往往给研究者带来困扰。此外,由于辽金史籍的简略、残缺,一些人往往只见名而不见传。因此对辽金历史人物进行考证也是必要的,金先生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金先生对辽代人物的研究,首先涉及辽朝皇族的名号和谥号。辽穆宗耶律璟改名为明的原因,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认为:“当是后周避庙讳更改”,但金先生发现穆宗改名为明在辽代已出现,辽庆陵哀册中对此有明确说明,并非后来史书所改。他还对《辽史·营卫志》所载“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之中的孝文皇太弟为何人、西辽耶律大石的号“葛儿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外,金先生对一人多名的情况进行了考证。例如,他认定《册府元龟》所记“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中的“污整”与《辽史》所记的“兀里轸”为同一人,污整为兀里轸的异译;《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记,“辽主遣永州观察使耶律襄,太常少卿、史馆修撰贾师训,来贺正旦”中的“贾师训”与《辽史·道宗本纪》中所提到的“贾世勋”为同一人;《辽史》、《金史》中都记有李石一人,但是金先生经过考证断定两者决非一人。

金先生研究的金代人物主要有熊岳人王庭筠、完颜希尹与王寂,其中研究最深的当属熊岳王氏家族,此家族中的王庭筠(字子端)更是先生颇为赞赏的金代文学大家。他认为“金源一代文学之彦,以黄华山主王子端先生为巨擘,诗文书画并称卓绝”,(32)同时代的文人如党怀英、赵秉文、赵沨、李纯甫、冯翰璧皆不及此人。由于《金史》对这位金代大文学家的记载仅寥寥数言,金先生不但为其重新作传,还对王庭筠不为当时的金朝文人所待见一事也作出辩解。金毓黻先生极为推崇王庭筠,认为其诗、书、画三者俱佳,可谓代表东北作家之不二人选。这是先生对东北之地无文人之论的强有力反驳,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对东北大地的情怀。

此外,金先生还对《金史》中所记人物的错误或分歧,进行考究与订正。如《金史·梁肃传》记:“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人”;然《续夷坚志·天赐夫人》却言“广宁闾山灵应甚者,参知政事梁肃家此乡之牵马岭”。据金先生考证,此处乃《金史》之误。

四、广搜材料——拓宽证据范围

金景芳在评论金毓黻先生时曾说,“先生治史,继承了我国旧史学的诸多优良传统,终生勤苦钻研,博极群书,悉心考察,实事求是。先生做学问尤其注重实地调查,解决问题务求达到折衷至当。”(33)金毓黻先生不放过任何可资利用的材料,不但坚持对现存各类史籍中出现的纰漏与矛盾进行一一对比与订正,还充分利用考古文物。金先生的每一项研究都不是单纯的就书论事,而是对多种现存典籍或各种证据材料的旁征博引,以期将历史进行最大程度上的还原。

首先,金先生充分利用每一种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史籍,这些不同种类的史籍或者用以互证,或者被综合起来。在研究辽朝舍利司的制度之时,金先生认为耶律氏源于世里氏,因此怀疑此舍利之音同于世里,而且舍利与舍利郎君之义并不相同。他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五代会要》等史籍认为:舍利为军校之专称,而舍利郎君则为皇族子弟无职事者之称。先生在研究金末帝完颜守绪谥号为哀宗或为义宗一事上,就查阅了《金史》、《二十二史札记》、《大金国志》、《元史》、王恽的《玉堂嘉话》等史籍。他认为义宗之号为金人王鹗所追,而哀宗之号是在修《金史》之际,为元顺帝所定;元修《金史》又以王鹗所撰《金史》为底本,是以《金史》本纪中称哀宗,而百官志与食货志中称之为义宗,是“未及一一订正故耳”。(34)在对金代人物王庭筠的研究上,金毓黻先生编录的《辽海丛书》收录了其著作《黄华集》八卷,内容源自《金史·文艺传》、《金石萃编》、《沂州志》、《汾阳县志》、《全金诗》、《遗山集》、《中州集》、《滏水集》等个人文集或地方志中与王庭筠及其家族有关的碑铭、诗词等。通过对这些史籍的择取与收录,才有了对王庭筠生平较完整地展现。

其次,金先生非常注重以考古文物证史实这一方法在辽金史研究中的运用。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在史学研究上既要结合“纸上材料”,也要综合“地下新材料”。金先生对此十分认同,认为“惟金器最为证史”,(35)此金器包括印章、铜钱古币、铜釜、碑铭哀册等。金毓黻先生通过将史籍文献和考古文物结合运用,开辟出一条新的辽金史研究道路,弥补了辽金史文献的不足。先生曾言:“地不爱宝,取以证史,诚有趣之事也”;(36)又说:“金石可资证史,又可改史文之误”。(37)金先生为“二重证据法”在辽金史研究领域内的运用开创了先河。

在《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中,金先生对墓葬中出土的白瓷器、银器、铁器、马具、衣服之类的文物进行一一说明,并探讨了当时的瓷器、铁器的生产和养马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物证明了辽国社会的两件事实:“1.在辽国的劳动人民,除其本族有一小部分外,不是出自被他俘虏的中国北方的汉人,就是被他征服或灭亡的小部落民族。2.辽国贵族的生活,虽然极其奢侈,但仍然保持他们的喜好骑射长于战斗的优越风尚。”(38)在考证此墓的主人时,金先生也做到了文献与文物的完美结合,在其《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一文中结合墓志铭与史籍列出九大理由,认为此驸马卫国王应是阿保机之婿萧屈列,驸马之妻则为阿保机之女质古。(39)

最后,以文物与文献互证,在金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中也有很多例子。《辽史》、《金史》等史籍的缺漏与错误,历来为史学者所诟病,金先生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曾依辽臣张正嵩及其子思忠的墓志铭,考证辽代不但有节度使一职,还有节院使一职,位列节度使之后,而《辽史》对此失载。再如,据辽圣宗哀册拓片、钦爱皇后哀册拓片与宣懿皇后哀册拓片可知道宗年号为大康、寿昌,然《辽史》却将大康记为太康,将寿昌记为寿隆;《契丹国志》更谓道宗无此二年号。(40)又如,通过对金印“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子号之印”的研究,金先生对《金史·百官志》对此官的失载作出考证,他推断上京路军马提控之职应当设于贞祐三年九月,为新设之官。此官名《金史》不载,原因盖是贞祐三年金已南迁,新设之官不遵祖制而未悉载。又据李兆洛《纪元编》中所记金代刘永昌曾僭号天赐,并结合《金史·完颜佐传》,知天赐有二年,故背部刻有“天赐二年造”的金代形制印“都统所弹压印”为刘永昌所铸。凡此种种而不胜枚举。

金毓黻先生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求真的治学态度和勤勉的探索研究,在辽金史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金先生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的先河,实有开拓之功。尽管囿于当时史学研究的水平和某些时代原因,先生的认识水平未能达到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高度,这一点不应苛求。先生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不遗余力地将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的辽、金史料加以搜集和考订,尽可能地修正其中的疏漏;先生的文献整理工作泽及后学,有铺垫之功。此外,先生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在国家危亡之际所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也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注释:

①参见郭君《金毓黻生平及著作简介》,《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4期;金景芳《金毓黻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2期;蓝群等《著名史学家金毓黻生平事略》,《辽阳史志》1986年第3期。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129页。

③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④胡正宁主编:《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导读”,第8页。

⑤丛佩远:《金毓黻史学研究评述》,《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⑥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引言”。

⑦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3页。

⑧荣文库:《试评金毓黻的东北地方史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⑨金毓黻:《宋辽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

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254页。

(1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588页。

(1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300页。

(1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871页。

(1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548页。

(1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251页。

(1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887页。

(1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169页。

(1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771页。

(1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771页。

(20)《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版,第587页。

(22)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第587页。

(2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865页。

(24)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999-6000页。

(25)《金史》卷46,《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26)《金史》卷46,《食货志一》。

(2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295页

(2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322页。

(29)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32页。

(3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865页。

(31)参见金毓黻《宋辽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2-25页。

(3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392页。

(33)金景芳:《金毓黻传略》,《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564页。

(3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977页。

(3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66页。

(3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432页。

(38)参见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

(39)参见金毓黻《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40)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