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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多重视角看室韦起源问题
发布日期:2017-09-26    作者:范恩实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2期

摘要: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朝贡的乌洛侯与北齐武定二年朝贡的室韦是同一部族群体的不同发展阶段, 它们也是室韦兴起的先声。《隋书·室韦传》载有五部室韦, 它们是室韦人的主体。其中南室韦就是北朝时期的乌洛侯—室韦。在上述五部地域范围内发现的室韦文化, 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早期鲜卑文化与外贝加尔东部布尔霍图伊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文化的共性说明诸部室韦人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种族、文化联系。参考近代与五部室韦分布范围相似的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志特征, 我们认为室韦人群共有一个“室韦”族称, 同时各部又各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团体名称。到了唐代, 随着突厥、回鹘的衰亡, 室韦主体人群向呼伦贝尔草原西部和嫩江下游地区扩散, 从而进入发展的鼎盛期。

关键词:室韦;起源;大兴安岭;呼伦贝尔;

室韦是北朝隋唐时期东北与北部边疆地区的重要族群, 是蒙古族的前身, 在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国内学界有关室韦的研究, 在20世纪80、90年代掀起过一个小高潮, 出版了两本专著, 即《室韦史研究》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其中有关室韦起源问题, 一致推定最初进入中原的北朝室韦位于嫩江流域, 族源上则是拓跋鲜卑的同源部落。

现在看来, 上述认识的形成距今已有20年了, 随着史学研究理论、方法的丰富, 相关结论已有进一步考量斟酌、深化丰富的必要。同时, 近年来, 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也不断增多, 从而也为我们深入认识室韦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此外, 在室韦人生活的区域, 在工业化文明侵入以前, 自然地理环境、人群生业模式并无大的变化, 因此近代以来形成的、有关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学研究成果, 对于理解室韦人的历史面貌也有所助益。基于上述, 本文拟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 相结合的角度, 推进对室韦起源问题的认识。

一、见于文献记载的室韦兴起历程

一般认为, 《魏书·失韦传》所载“武定二年 (554) 四月, (室韦) 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1]2221, 是室韦进入中原视野的最早记录。但是笔者认为,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 (443) 前来朝贡的乌洛侯, 与武定二年朝贡的室韦是同一批人, 因此室韦进入中原视野的年代要早100多年。

首先, 两者地域相同。有关北朝室韦所在地域, 学界基本根据《魏书·失韦传》所载室韦至中原之山川道里, 将其推断在嫩江流域。这便与乌洛侯同在一水。至于二者的相对位置关系, 则有截然相反的不同认识。

一说室韦在乌洛侯之北。孙秀仁、孙进己等先生主此说。其依据主要是史书记载的二者距中原的里程, “据《北史·乌洛侯传》:‘ (乌洛侯) 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加上代都去洛阳为七百里, 则乌洛侯去洛阳为五千二百里。而据《北史·室韦传》:‘室韦去洛阳六千里。’则乌洛侯距洛阳比室韦近八百里。”由此孙先生等推定室韦当在乌洛侯北, 并由这种相对位置关系, 推定乌洛侯约在今农乃庙至乌兰浩特间, 而室韦则在今齐齐哈尔以北[2]17。但是, 这里面存在一个重要的疑问, 即“代都去洛阳为七百里”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 从代都 (今山西大同) 到洛阳 (今河南洛阳) 的直线距离按今日里程计算也有1200余里, 汉魏千里, 方今七八百里, 则古代接近1500里。大同与洛阳基本上处在一条南北直线上, 这样算来, 乌洛侯、室韦距中原的距离实际上是大体一致的, 即均在今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中上游地区。

另一说则主张室韦在乌洛侯之南, 张久和先生主此说。其依据则是史书记载的几组相对位置关系, 特别是乌洛侯与地豆于、地豆于与室韦。“《魏书》卷一百记载了室韦及其邻族的大致情况, 根据室韦同四邻部族的地域连接和距离中原地区的里程可以大致确定它的地理方位……地豆于在室韦以西千余里。乌洛侯在地豆于之北, 离代都 (今山西大同市) 4500余里。从室韦与地豆于和乌洛侯与地豆于间的相互位置, 可知乌洛侯应在室韦以北……乌洛侯境内西北有拓跋魏祖先‘石室’, 它应在甘河两岸, 东傍嫩江上游。那么, 室韦当沿嫩江中下游及以西各支流居住。这一位置与史书记载的室韦四邻地望相符。”[3]60-61

但是张先生的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不论是草原部族还是森林游猎部族, 都会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迁移, 这是与农业定居人群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许正因如此, 史书在记述类似部族地理方位时, 常常采取相对位置关系。

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 作为草原游牧部族的地豆于的频繁迁徙。关于地豆于方位的记载, 可见两组相对关系, 即《魏书·乌洛侯传》所载“乌洛侯国, 在地豆于之北”[1]2224;同书《地豆于传》载:“地豆于国, 在失韦西千余里。”[1]2222要弄清这两组位置关系的由来, 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北魏建国后北方部族陆续前来朝贡的历史。

北魏建国于内蒙古中南部, 与东北各族群间隔着北燕政权, 因此在其建国初期并无东北部族朝贡的记载。到北魏世祖太延二年 (436) , 北魏攻灭北燕, “及开辽海, 置戍和龙, 诸夷震惧, 各献方物”[1]2223。太延三年 (437) , “高丽、契丹国并遣使朝献”[1]87。其后, 东北中南部诸族高句丽、契丹、库莫奚、地豆于等开始前来北魏朝贡, 也包括世祖太平真君四年 (443) , “乌洛侯国遣使朝贡”[1]95。值得注意的是, 在相当长时间内, 并无室韦前来朝贡。到了东魏“武定二年 (554) 四月, (室韦) 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 迄武定末, 贡使相寻”[1]2221。

由上述各部族先后进入北魏朝廷视野的过程看, 将地豆于与乌洛侯作位置排列的契机是北魏世祖太平真君四年乌洛侯来贡, 而直到武定二年, 室韦之称才见于中原, 将地豆于的位置与之排列也必在此时, 前后相差100余年。在这100余年中, 由于草原政治形势的变化, 作为游牧部族的地豆于的位置是有所改变的。

太平真君四年, 乌洛侯来贡之时, 草原上正是柔然汗国的鼎盛时期, 《魏书·蠕蠕传》载:“其西则焉耆之地, 东则朝鲜之地, 北则渡沙漠, 穷瀚海, 南则临大碛。”[1]2291一般认为其东界到大兴安岭[4]249。如果不加时间区分, 仅根据“在失韦西千余里”, 将太平真君四年前后的地豆于推定在呼伦贝尔草原西南的哈拉哈河、贝尔湖地区, 不但已在大兴安岭以西, 而且毗邻传统上作为蒙古草原游牧部族政治体左地的克鲁伦河流域, 则其时地豆于应该早已陷入柔然统治之下, 很难再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存在。然而事实上, 这一时期地豆于是在不断朝贡北魏。再进一步看, 如果把地豆于推定在哈拉哈河、贝尔湖地区, 根据乌洛侯“在地豆于之北”的记载, 那么乌洛侯的地域就应该在呼伦贝尔草原西部, 这又与“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1]2224, 即拓跋鲜卑祖先石室 (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方向9公里处的嗄仙洞) 相冲突了。

据《魏书·契丹传》载:“太和三年 (479) , 高句丽窃与蠕蠕谋, 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 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 驱徙杂畜, 求入内附, 止于白狼水东。”[1]2223这说明直到太和三年, 地豆于尚独立于柔然与高句丽之间, 并且毗邻契丹。这一时期的契丹在西拉木伦河下游地区, 因此地豆于很可能是在其北部不远。这里正是乌洛侯南下的通道, 因此在乌洛侯前来朝贡的时候, 才会留下“乌洛侯国, 在地豆于之北”的记载。

其后, 随着契丹的南迁, 地豆于亦随之南下近塞。《魏书·库莫奚传》载:“太和四年 (480) , 辄入塞内, 辞以畏地豆于钞掠, 诏书切责之。”[1]2223库莫奚原本在契丹以西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现在被地豆于压迫而逃入塞内, 恰恰说明了地豆于的南迁。到太和十四年 (490) , “夏四月, 地豆于频犯塞”[1]166。

接下来, 《魏书·地豆于传》载:“ (太和) 十四年频来犯塞, 高祖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1]2222就在地豆于亡命塞外的时候, 恰逢柔然政权走向衰落, 到523年, 东部柔然基本瓦解[4]251-252。地豆于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再次向北部迁移, 到达室韦之西的哈拉哈河、贝尔湖地区。这就是《魏书·地豆于传》“地豆于国, 在失韦西千余里”的由来。

如果考虑上述地豆于地理位置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根据乌洛侯在地豆于北、地豆于在室韦西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位置关系推断室韦在乌洛侯南。

总的来说, 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 我们并不能将乌洛侯与室韦区分为地域截然不同的部族。

其次, 北朝时期乌洛侯与室韦一先一后见载于史籍, 时间上没有交集。从朝贡记录看, 乌洛侯仅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一次。《北史》载:“其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 历齐周及隋, 朝贡遂绝, 其事故莫显云。”[5]3138实际上, 这里所谓“历齐周及隋, 朝贡遂绝”, 很可能是概而言之, 其中乌洛侯, 并没有长期朝贡。以往学界大多没有注意《魏书》在记述各边疆族群与中原距离时, 有“去代都”和“距洛”的区别, 乌洛侯独用“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 恰恰说明它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到北魏朝贡的, 以后再没有前来朝贡, 因此其里距标准也就停留在代都。同样, 所谓鲜卑祖先石室, 是乌洛侯朝贡的同年, 北魏派遣李敞前往致祭, 并正式确定的, 而《魏书·礼志一》恰恰记载:“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里。”[1]2739

至于《唐会要·室韦》所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一名乌罗浑。元魏谓之乌落。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此部落自魏大武真君四年。历北齐周隋及武德已后。朝贡不绝。”[6]1721首先说明到唐代, 中原已经了解到乌罗护 (乌洛侯) 属室韦一部;其次, 唐代乌罗护部已经南迁到啜河 (霍林河) 畔;再次, “历北齐周隋及武德已后, 朝贡不绝”一句, 与上引《北史》所载相比较, 文意恐怕有误, 至少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以后的相关记载中, 没有见到乌洛侯朝贡的记录。

第三, 当太平真君四年乌洛侯来朝贡时, 各方面信息均未涉及室韦。不但乌洛侯朝贡使臣不曾留下室韦在其南部的记录, 其他一些经过嫩江下游地区的行人也不曾留下任何有关室韦的信息。例如, 太平真君四年, 北魏派遣李敞前往大兴安岭祭奠祖先石室, 未曾留下有关室韦的记载。再如, 延兴 (471-476) 中, 勿吉朝贡使臣“初发其国, 乘船泝难河西上, 至太河, 沉船于水, 南出陆行”[1]2220, 正是溯今第一松花江西上, 经过嫩江下游到洮儿河转而南行, 也不曾向北魏报告室韦的存在。现在看来, 勿吉使臣肯定向北魏朝廷汇报了该国周边以及其南下过程中所经历过的部族情况, 因此《魏书·勿吉传》才会记载:“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 前后各遣使朝献。”[1]2221其中“大莫卢国”应即“豆莫娄”, 史书未记载豆莫娄到北魏朝贡, 因此北魏对豆莫娄的了解当由勿吉转述。至于“匹黎尒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等则应与契丹属部“匹絜部”“黎部”“何大何部”“羽陵部”等有关, 当为勿吉使臣“南出路行”所经历诸部。而在这么详细的记录中, 并无室韦。直到东魏武定二年, 始见室韦来贡。有意思的是, 自此以后, 便一直是室韦前来朝贡, 乌洛侯之名绝不见于朝贡者之列。

第四, 中原史籍中记述的二者文化面貌类同。《魏书·乌洛侯传》载:“其土下湿, 多雾气而寒, 民冬则穿地为室, 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 有谷麦。无大君长, 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 皮服, 以珠为饰。民尚勇, 不为奸窃, 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好猎射。乐有箜篌, 木槽革面而施九弦。”[1]2224《魏书·失韦传》载:“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 唯食猪鱼, 养牛马, 俗又无羊。夏则城居, 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发。用角弓, 其箭尤长。女妇束发, 作叉手髻。其国少窃盗, 盗一征三, 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俗爱赤珠, 为妇人饰, 穿挂于颈, 以多为贵, 女不得此, 乃至不嫁。父母死, 男女聚哭三年, 尸则置于林树之上。”[1]2221两相比较, 相同之处甚多:其一, “土下湿”;其二, “有谷麦”与“颇有粟麦及穄”;其三, “多豕”与“唯食猪鱼”;其四, “其俗绳发, 皮服, 以珠为饰”与“丈夫索发……女妇束发……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俗爱赤珠……”;其五, “民尚勇, 不为奸窃”与“其国少窃盗”;其六, “好猎射”与“用角弓, 其箭尤长”。

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从上述有关北朝时期乌洛侯、室韦文化的记载看, 两者所饲养的动物的种类构成相似, 都以猪为主, 兼有牛马而无羊。古代人群能够饲养某类动物, 是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的, 一般很难突破。与嫩江流域自然环境相对照, 恰恰是中上游山林、河谷地区不适宜养羊, 而到了嫩江下游及其以西各支流, 则已经与蒙古草原相连, 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汉书二期文化人群 (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墓葬属汉书二期文化, 其中已发现养羊的证据[7]113) 及其后的鲜卑人等, 普遍养羊。这一点也说明北朝乌洛侯与室韦的地域分布不会到嫩江下游。

第五, 隋唐时期, 北朝入贡中原的乌洛侯—室韦属于南室韦的一部分。《隋书·室韦传》留下隋代五部室韦的记载, 其中嫩江流域只有南室韦, 当即由北朝乌洛侯—室韦发展而来。到了唐代, 随着中原王朝与室韦联系更为紧密, 在室韦之地设室韦都督府, 因此对室韦之内的部落划分更为详细, 名称也更为具体。《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诸部中有乌罗护部[8]5357;同书同卷《乌罗浑传》载:“乌罗浑国, 盖后魏之乌洛侯也, 今亦谓之乌罗护。”[8]5346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乌洛侯也是室韦。有关唐代乌罗护 (乌罗浑) 的方位, 孙进己判断在绰尔河下游南[9]232, 张久和判断在霍林河中游北侧至洮儿河之间[3]72-73。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学界基本判定隋代南室韦在嫩江中游以下到洮儿河以北[9]191, 也就是说唐代乌洛侯 (乌罗护、乌罗浑) 恰在隋代南室韦的范围内。

综合以上所论, 我们可以判定, 北魏以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乌洛侯即是室韦兴起的先声, 由于位置偏远, 中间受各种政治势力阻隔, 因此其与中原王朝并无进一步的联系。到了北朝末期, 柔然衰落, 同一地域的人群以室韦之名再度南来。至于为何该部族带来了新的族称, 目前还很难给出明确的结论。张久和先生尽管将北朝时期先后入贡的乌洛侯与室韦区分为不同地域之部族, 但是也认为:“北朝的乌洛侯和室韦大体是指同一部分人, 只不过乌洛侯先见于史, 名为专称, 所占地域比室韦小, 掩有部落少于室韦;室韦后载史册, 名为泛称, 其中已包括乌洛侯。”[3]43这一推论是较为合理的。史书中也记载, 经过100余年的发展, 室韦政治发育水平有所提升, “夏则城居”, 由此形成了囊括乌洛侯的新的室韦联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本文第三部分还将借助民族学资料和方法进一步讨论。

无论如何, 北朝时期只有嫩江中游的乌洛侯—室韦来中原朝贡, 因此也只有该部留下历史记载。到了隋代, 则是“北室韦时遣使贡献, 余无至者”[10]1883。由于北室韦的到来, 使隋朝了解到五部室韦的情况, 《隋书·室韦传》载:“分为五部, 不相总一, 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太室韦。”[10]1882其中北室韦的位置, 一说今伊勒呼里山周围[3]66, 一说今讷河以西的萨起山[9]190。其他四部室韦, 则有洮儿河以北的南室韦, 绕吐纥山 (今伊勒呼里山) 而居的北室韦, 依胡布山 (今额木尔山) 而住的钵室韦, 在今额尔古纳河东岸激流河流域或在石勒喀河流域的深末怛室韦, 以及深末怛室韦西北外贝加尔东部地区的大室韦。从地域分布看, 北室韦恰在五部室韦的中间, 这或许正是它给隋朝带来五部室韦消息的原因。总的来说, 隋代室韦分布区仍主要是嫩江流域以及蒙古草原东北部地区的山林地带, 其未能进一步向草原发展应与突厥兴起控制草原有关。

到了唐代, 随着草原霸主突厥、回鹘先后覆亡, 室韦的范围扩大了。《新唐书·室韦传》载:“分部凡二十余。曰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 强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莴部、讷北部、骆丹部, 悉处柳城东北, 近者三千, 远六千里而赢。最西有乌素固部, 与回纥接, 当俱伦泊之西南;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支部, 最强部也, 居啜河之阴, 亦曰燕支河;益东有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岭西部, 直北曰讷比支部。北有大山, 山外曰大室韦, 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 而东, 河南有蒙瓦部, 其北落坦部;水东合那河、忽汗河, 又东贯黑水靺鞨, 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 而东注于海。峱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 其北有东室韦, 盖乌丸东南鄙余人也。”[11]6176-6177这一时期室韦的范围从呼伦湖西南, 向东到黑龙江上游, 北到伊勒呼里山以北, 南到嫩江下游。主要的扩展是向西进入草原, 涵盖了整个呼伦贝尔草原。

二、室韦兴起的考古学探索

从时空线索看, 唐代占据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确实是继承了鲜卑南迁的空缺,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继承, 恐怕并不简单。首先要注意的是,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早期鲜卑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根据潘玲研究, 呼伦贝尔草原上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完工墓葬与东汉前期的扎赉诺尔墓地“不仅年代不同, 而且文化的主体成分、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都不同。完工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时期, 以东北土著文化为主体, 受到较多匈奴文化的影响;而扎赉诺尔墓地的年代为东汉前期, 以匈奴文化为主体。完工居民的体质特征与当地原有居民最为接近, 而扎赉诺尔的则与外贝加尔匈奴的最为接近。因两者包含不同程度的匈奴文化因素, 且年代相距不远, 所以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12]。从体质人类学特征看, 扎赉诺尔墓地的居民可能是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体 (A组) , 另外还有一部分可归属为北亚人种和东北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 (B组) 。其中A组居民的体质特征与外贝加尔匈奴的最为近似, 其近似程度超过了与同一墓地的B组的关系。扎赉诺尔B组在各古代对比组中与完工组最为近似[13]。同时扎赉诺尔A组与其他鲜卑遗存人种特征较为接近[14]。这一时期, 类似扎赉诺尔墓地的文化遗存, 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草原, 还包括拉布达林、孟根楚鲁、团结等墓葬遗迹。正是扎赉诺尔组文化人群南下, 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鲜卑人。

与南下同时, 这一文化也影响到大兴安岭东麓嫩江流域原汉书二期文化分布区。根据考古发现, 在嫩江上游地区发现东汉时期的红马山文化遗迹, 主要遗址有黑龙江省讷河市红马山遗址、讷河兔子地、嫩江铁古拉遗址、二克浅和库勒浅墓地晚期墓葬等。此外, 该类文化在嫩江下游地区也有若干线索可寻。据分析, “红马山文化和呼伦贝尔地区东汉时期鲜卑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和影响要强烈很多。总的看来, 红马山文化构架中, 鲜卑文化因素占主体, 又承继了汉书文化的因素, 还吸收了三江平原滚兔岭文化的单把因素等”[15]。从分布地域与年代看, 红马山文化应与北朝乌洛侯—室韦的兴起有关。

按照考古学界的遗址编年, 自红马山文化之后到辽代以前, 嫩江流域考古文化有一个暂时未能发现的缺环。近年来, 有学者从大庆地区沙家窑辽代墓葬中判断出唐代遗存, 根据时空线索推定为唐代室韦文化, 并进一步指出该类文化是由室韦、契丹和黑水靺鞨三种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 显示出唐代早、中期室韦、契丹和黑水靺鞨三大族群在这一地区已经开始融合[16]。这里作者所谓的室韦文化因素, 所参照的是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地区的唐代遗存———西乌珠尔墓群、谢尔塔拉墓地等为代表的文化。

关于西乌珠尔墓群和谢尔塔拉墓地, 一种观点是二者为同一文化的早晚两个阶段, 并统称为谢尔塔拉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代表了室韦不同部落间的文化差异, 其中西乌珠尔墓地为西室韦文化遗存, 由于与契丹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因此受到契丹早期文化影响较大, 谢尔塔拉墓地则代表了室韦的原始文化面貌[17]。

无论如何, 西乌珠尔墓地与谢尔塔拉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就是唐代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文化, 在考古学界基本是没有异议的。关于此类文化的渊源, 目前考古学界的观点也比较一致, 一般认为存在三个来源:一是呼伦贝尔地区以扎赉诺尔、拉布达林、孟根楚鲁为代表的东汉时期鲜卑文化;二是契丹早期文化;三是鄂嫩河和石勒喀河流域的布尔霍图伊文化[18]。由于西乌珠尔墓地受到契丹文化的强烈影响, 那么较少受此影响的谢尔塔拉墓地就代表了典型的呼伦贝尔草原室韦文化。由此也说明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文化主要是由本土的早期鲜卑文化与南下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共同组成。

有学者已指出:“我们确信呼伦贝尔草原的鲜卑南迁, 并非全体人员, 仍有相当一批人群是留在原地的, 并与后来迁入的人群共存、融合;他们保持着与南迁鲜卑的文化交往, 部分吸收了后者创造的新文化因素, 这种交流状态很可能持续到北朝以后鲜卑淡出。鲜卑的名号取消了, 但呼伦贝尔草原上原有的人群不会消失, 他们获得了新的名号‘室韦’, 仍将把鲜卑的文化因素继续传承。鲜卑因素则随着室韦的发展而呈现出渐变消失的过程。”[19]

除了处在衰退之中的鲜卑文化因素以外, 室韦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新迁入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因素。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 布尔霍图伊文化时间延续较长, 从公元2世纪到8世纪。其中6-8世纪的一段被确定为室韦文化。其主要分布地域为:鄂嫩河、英戈达河、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及其支流流域以及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某些地区。布尔霍图伊室韦文化的形成, 很可能是公元1千纪初, 部分北匈奴西迁后从大兴安岭地区来到这里的鲜卑人, 与留在当地的包括北匈奴人的土著, 以及晚于他们来到当地的许多异族部落一起创造的[20]。这说明作为呼伦贝尔草原室韦文化源头的布尔霍图伊文化也包含有鲜卑文化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室韦文化与鲜卑文化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尔霍图伊文化因素也沿黑龙江向东发展, 影响到黑龙江中下游的靺鞨文化。在黑龙江中游典型靺鞨文化奈费尔德类型、特罗伊茨基类型分布区与布尔霍图伊文化分布区之间, 即俄罗斯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流域, 还分布着一种具有两类文化混合特征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涅斯捷罗夫认为米哈伊洛夫卡文化的族属是北室韦[21]。

总的来看, 尽管学界大体承认隋唐时期史书记载的室韦是一个多族群复合体, 但是从考古文化的角度说, 其中仍然存在着一支主体文化, 而根据上述考古发现与研究, 这一文化的起源线索已经越来越清晰:东汉时期,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早期鲜卑文化南下发展。在南下的同时, 一支向东越过大兴安岭, 在嫩江上游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 形成红马山文化;一支则利用北匈奴西迁的契机, 向北影响到外贝加尔东部地区, 与当地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匈奴文化融合, 在6世纪以后形成新的布尔霍图伊文化。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史书记载的隋代五部室韦大体重合。

新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又反向影响到呼伦贝尔草原, 7世纪以后, 呼伦贝尔草原上也出现早期鲜卑文化与布尔霍图伊文化混合的谢尔塔拉墓地文化, 同时又受到早期契丹文化的影响, 例如西乌珠尔墓地所展现的文化面貌。在大兴安岭以东, 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影响同样存在, 在嫩江下游地区, 大庆沙家窑唐代墓地, 是谢尔塔拉文化与契丹文化、靺鞨文化的混合体;在黑龙江中游, 俄罗斯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流域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 是布尔霍图伊文化与靺鞨文化的混合体。上述新布尔霍图伊文化核心及影响区正是唐代室韦人的主要分布区。

比较遗憾的是, 目前有关室韦文化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多缺环, 特别是嫩江中上游从红马山文化到室韦文化的演变过程还没有揭示出来, 而最初进入中原的乌洛侯—室韦又恰恰来自这一地区。对此, 笔者有三点认识。其一, 无论是红马山文化, 还是唐代室韦文化, 其中代表着发展方向的文化因素都是呼伦贝尔草原早期鲜卑文化与外贝加尔东部文化, 因此在人群种属、文化特征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处在上述二者之间的北朝乌洛侯—室韦文化应该也不会自外于这种联系。其二, 作为室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布尔霍图伊文化, 年代在6—8世纪, 主要分布地域为:鄂嫩河、英戈达河、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及其支流流域以及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某些地区。对比本文第一节所讨论的隋代室韦分布区, 所差的只是今天中国境内的嫩江流域, 那么这一部分的缺环, 很可能具有同样的文化面貌, 只是尚未被发现。其三, 从室韦的历史发展过程看, 尽管嫩江中上游地区的室韦人最早进入中原, 但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 其社会发育速度并不显著。直到草原强势部族柔然、突厥与回鹘相继崩散, 乘机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以及嫩江下游地区的室韦人才迎来发展的高潮期。而这时, 原在岭东的乌洛侯 (乌罗护) 已南迁至嫩江下游, 岭东旧地则是非强部的东室韦。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是具有一脉相承性的外贝加尔东部布尔霍图伊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室韦文化代表了室韦文化发展的主轴。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从上述考古文化发展线索看, 室韦与鲜卑的关系只能说是一种文化发展的亲缘关系, 而并不能直称室韦源于拓跋鲜卑。因为在2世纪的呼伦贝尔草原, 拓跋鲜卑还未从鲜卑母体中分化形成, 到4世纪南下鲜卑文化人群与匈奴融合, 形成拓跋鲜卑的时候, 代兴的室韦文化则是嫩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土著文化与外贝加尔东部布尔霍图伊文化融合发展的新产物。

三、借助民族志资料的补充认识

根据以上两节的讨论, 室韦主体的活动范围, 在外贝加尔东部、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游、嫩江流域和呼伦贝尔草原。有学者指出:“室韦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山脉的山麓位置, 这些地区属于丘陵森林草原地带, 由考古证据来看, 一千多年前和现在的环境相比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森林草原地带的特征是降水量多, 气候湿润, 草木密布, 适合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22]。这一判断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示, 就是一千多年来, 生活在这一片森林草原地带的人群适应相同的自然环境, 经营相同的生业、拥有类似的文化。因此近代以来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 学者考察上述地区生活的原始人群, 留下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一千多年前的室韦人应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在此类民族学研究成果中, 俄国学者史禄国所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是较为深入、系统、全面的一部。该书所论及的通古斯各集团居住的地域包括今俄罗斯外贝加尔、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的部分地区, 今中国境内呼伦贝尔草原和黑龙江省的中西部地区[23]21。上述地域与本文所论述的室韦地域基本重合。根据史禄国的描述, 生活在上述地域的通古斯人有如下民族志特征:

首先, 地理环境。在这一地域, 主要是草原、草原向林区的过渡地带和林区。北部的山区主要是雅布洛诺夫山脉、伊勒呼里山和大兴安岭。从山中流出的几条主要河流有鄂嫩河、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嫩江、黑龙江, 形成宽阔的河谷地带。

其次, 生业。根据史禄国的记述, 通古斯人适应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 形成不同的生业模式。在外贝加尔的巴尔古津林区和涅尔秦斯克林区, 主要是饲养驯鹿和狩猎;在南部向草原过渡地带, 从蒙古布里亚特人那里学习养马和牛, 从而形成游牧通古斯人;在巴尔古津河谷, 形成畜牧业或农业兼营畜牧业的生业模式。在大兴安岭地区, 岭西的激流河流域以饲养驯鹿为主, 呼伦贝尔北部、呼玛河流域、嫩江上游等地区, 以狩猎及少量养马为业。在嫩江上游以下, 逐步由畜牧兼营狩猎向畜牧业、农业兼营狩猎、农业兼营牧业过渡。就畜牧业而言, 南外贝加尔各地区位于高原, 而嫩江地区处于低地, 前者比后者更适于畜牧。养狗在通古斯人生活中具有一定意义;而只有农业定居通古斯人才养猪[23]68-72。

第三, 族称。根据史禄国的调查, 绝大多数北方通古斯方言中都有“鄂温克”这个名称,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变化很大。“一般规律是, 在风俗习惯和方言的差别达到一定程度时, 一个集团从不用鄂温克这个名称去称呼另一个集团, 除非……它自己已经失掉这个名称。另一方面, 许多集团虽然知道自己是鄂温克人, 但在彼此之间却不使用这个名称, 因为他们是用社会单位, 即氏族等互相区别的, 只有在将他们自身与其他民族集团相比时, 为了使对方与自己有所区别, 才使用鄂温克这个名称”[23]78。

第四, 受周边文化影响的民族志复合改变。在本文所讨论的地区,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外贝加尔的游牧通古斯人。“他们的主业是饲养牛马, 这是他们从布里亚特人那里学来的, 连同一起学来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衣着、帐幕和整个的民族志学复合”[23]91。“当通古斯人在与作为一个集团的蒙古人相遇时, 蒙古人比他们自己在适应当地地理条件方面要强得多……北方通古斯人南迁后, 已放弃了他们的旧制度, 逐渐采用一种适合当地条件的民族志复合……随着新复合的采用, 语言也受到影响……与蒙古文化渗入北方通古斯复合的主体相伴随, 通古斯人与蒙古人的交往也增多了, 因此他们互相混杂、混血。蒙古民族集团特有的人类学要素———德尔塔型———也渗入到北方通古斯人中并达到如此程度, 竟然使得有些以前是北方通古斯的集团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原有的体质特征……因为蒙古人与通古斯人相比, 在数量上总是占优势”[23]130。

二是呼伦贝尔和嫩江流域的索伦人, “索伦人依自然环境的不同, 以饲养牛马、狩猎或农业为生。从民族志学来说, 他们受蒙古、满和汉人的影响, 但保存着一定程度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特点”[23]94。对索伦人发生重要影响的还有达斡尔人, 史禄国认为它是一个契丹与北方通古斯人混合的集团[23]128。

结合以上有关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志资料, 再来看室韦的兴起, 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 室韦的主要分布区与北方通古斯人大体吻合, 出于对相同自然环境的适应, 室韦的主要民族志复合也应该与上述北方通古斯人大体相同。

其次, 根据前文讨论, 最初进入中原地区的乌洛侯—室韦人来自嫩江中上游地区。根据史禄国的民族志调查, 这一地区的北方通古斯人是索伦人, “索伦人依自然环境的不同, 以饲养牛马、狩猎或农业为生。从民族志学来说, 他们受蒙古、满和汉人的影响, 但保存着一定程度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特点”。与之相比, 最初见于史书记载的室韦人的民族志特征中, “善射猎”仍是森林人的传统生业模式, 同时继承嫩江流域汉书二期文化—红马山文化的传统, 并受到呼伦贝尔草原早期鲜卑文化的影响, 兼营畜牧与农业。《魏书·室韦传》载:“颇有粟麦及穄, 唯食猪鱼, 养牛马, 俗又无羊。”这与索伦人“以饲养牛马、狩猎或农业为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 室韦人的起源与族称问题。参考有关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志资料, 使我们对室韦的起源与族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其一, 隋代室韦人的分布范围, 与北方通古斯人基本吻合,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内的人群都有一个“室韦”族称呢?现在看来, 应该是与北方通古斯人拥有共同族称“鄂温克”类似, 是该类人群之间在起源方面千丝万缕联系的反映。其二, 在室韦这个统称之下, 各部落集团又往往有自己的名称, 这又如何解释呢?正如北方通古斯人那样, “许多集团虽然知道自己是鄂温克人, 但在彼此之间却不使用这个名称, 因为他们是用社会单位, 即氏族等互相区别的, 只有在将他们自身与其他民族集团相比时, 为了使对方与自己有所区别, 才使用鄂温克这个名称”。也就是说室韦各部落集团往往都有自己的特有名称, 例如乌洛侯, “室韦”是其族类总称, 但是他们又习惯于使用其社会团体特有名称“乌洛侯”;再比如蒙瓦 (蒙兀) 室韦, “蒙瓦 (蒙兀) ”是其社会团体自称, 室韦则是其族类总称, 该部落集团兴起以后, 作为社会团体名称的“蒙瓦 (蒙兀) ”便流行起来, 最终演化为“蒙古”。

一说室韦与鲜卑同名, 因此室韦是鲜卑 (拓跋鲜卑) 南迁后留在故地的人群[3]28。此说是否成立, 尚有争论。即便“室韦”“鲜卑”确是同一族称的不同译写, 也需要进一步讨论鲜卑族称的来源, 而并不能直接证明室韦与鲜卑有直系的亲缘关系。本文第二节已经述及, 呼伦贝尔草原早期鲜卑文化的兴起, 是外贝加尔东部人群南下与呼伦贝尔草原土著人群融合的结果, 那么很可能“鲜卑”这样的族称也是来自外贝加尔东部人群的传统。也就是说, 在外贝加尔东部到大兴安岭地区以布尔霍图伊文化为代表的森林人群中, 很可能存在一个发音与“鲜卑—室韦”相似的词语作为共有族称。

第四, 室韦人群的扩散与民族志复合的改变。根据前文的讨论, 到隋代, 室韦的主要分布区仍是外贝加尔东部到嫩江中上游这一布尔霍图伊文化的传播区, 当然也是北方通古斯人的主要分布区。从对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学考察看, 这是一个拥有类似文化的人群的分布范围。但是到了唐代, 随着草原上突厥、回鹘的先后衰落, 室韦人的分布范围显著扩大了。前文已述及, 这一时期室韦的范围从呼伦湖西南, 向东到黑龙江上游, 北到伊勒呼里山以北, 南到嫩江下游。由此人群大范围的扩散也带来了室韦文化面貌的多元化。

一方面, 很可能是一些原本不属于室韦人范畴的部族被划归室韦族类名称之下, 例如原属于靺鞨的乌素固部、黄头部, 与属于北夫余的达末娄毗邻的达姤室韦, 此外还有黑车子室韦等。

另一方面, 则是室韦主体人群与周边文化人群接触、融合带来的文化面貌的改变。例如黑龙江中游出现的室韦文化与靺鞨文化混合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再如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西乌珠尔墓地遗存, 代表了受契丹文化影响的室韦文化面貌, 与之类似的遗存还有嫩江下游的大庆沙家窑墓葬。

至于西进蒙古草原的室韦人, 目前还没有在呼伦贝尔草原西部到克鲁伦河流域发现明确的室韦遗存, 因此这一地区室韦文化的面貌还不清楚, 但是从北方通古斯人民族志资料推断, 进入草原的室韦人也必然会逐步接受草原文化, 特别是随着回鹘的衰落, 部众离散, 有利于室韦人与之结合发展。伴随民族志复合的改变, 新的族群便以草原主人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不难理解室韦—达怛—蒙古的发展线索了。

四、结语

有关室韦的史料记载严重不足且缺乏连续性, 因此相关研究也存在较多晦暗难明之处。本文从历史学、考古学与民族学三个视角综合考察室韦的起源问题, 各视角既可关照不同侧面, 同时又能相互参证, 从而增强结论的系统性与可信性。

从历史学的角度, 本文判断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入贡中原、位于今齐齐哈尔以北嫩江中上游地区的乌洛侯即是室韦人走上历史舞台的先声;北朝后期, 包括乌洛侯在内的嫩江中上游室韦人群发展壮大, 北齐武定二年, 这一部族首次以“室韦”之名入贡中原;隋代, 室韦五部见载于史;唐代室韦向呼伦贝尔草原及嫩江下游扩散, 从而达到族群发展的一个顶峰。以上就是从历史文献中能看到的室韦起源的基本线索。

有关室韦考古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目前还远不够系统、深入, 但是已基本可以判定室韦文化是嫩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土著文化与外贝加尔东部布尔霍图伊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 这说明室韦主体人群在人群种属、文化特征上具有较为鲜明的共性。

室韦人生活的区域与北方通古斯人大体吻合, 基于对共同生态、人文环境适应的结果, 两者在民族志复合上应该存在很多共性。结合有关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学研究成果, 本文判断室韦人拥有共同的族称“室韦”, 同时又有各部落集团特有的社会团体名称。此外, 参照北方通古斯人的发展历程还可以判断, 有着类似人群种属与文化起源的室韦人, 适应不同地域环境, 受不同外部文化的影响, 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志复合, 从而为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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