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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
发布日期:2016-09-28    作者:曾向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摘要: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之,“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领导层在新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战略叙事,这种叙事蕴含了一种中国对广阔的亚欧非大陆进行描述的新地缘政治想象。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可被称为太极式想象,它不仅在空间想象上契合中国的太极图式,其合作理念也符合太极图式对于世界万物的理解。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有助于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想象存在的不足与盲点,该构想有可能为“天下制度”奠定物质基础、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具有克服海权一陆权两分法的潜力。除了提供一种认识世界地理空间的新颖想象,“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还能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开展合作提供诸多启示。以大国势力云集的中亚地区为例,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能够产生对于中亚地区的新认知,并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一些具体启示。当然,“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的新颖与独特之处仅仅只是潜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

关键词:“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战略叙事;太极;地区合作

一 引言

“一带一路”构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从一开始,“一带一路”构想就源自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顶层设计。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的公告后,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批判地缘政治学——管窥“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意义(geopolitical meanings),这是当前学术界尚未全面展开分析的一个方向。①批判地缘政治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批判地缘政治学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派,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根据其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旨趣,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围绕地理空间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围绕权力—知识复合体展开的复杂互动。受到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孪生关系这一重要观点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学将国家等政治行为体围绕地理空间所产生的话语(discourse)、文本(text)、叙事(narrative)、“故事情节(storyline)”等纳入研究视野中,试图将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隐而不彰的主体、主体间认知、主体间实践等均纳入国家的外交或国务活动中予以研究,同时揭示出不同国家针对地缘政治空间所建构的不同“地缘政治密码(geopolitical codes)”或“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由于不同的行为体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想象,而主导国际关系话语空间的地缘政治想象往往只是特定行为体的想象,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想象或知识离不开权力的运作。③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之,“一带一路”构想不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新征程,而是反映了中国在新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下提出的一种新的“战略叙事”。所谓“战略叙事”,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对自身的位置进行定位以及在与他国的互动中明确所追求的目标,有意识地对符号、实践、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过滤、呈现与重组,以向相关方面进行阐释与说明所构成的话语系统。④尽管战略叙事的编码与重组事件的方式是选择性的,可能存在偏见,但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战略视野的话语或文要,战略叙事一旦进入决策程序并转化为外交战略或政策,那么它就会对该国及其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成为国际话语场域中一种享有较高关注度的新话语。除了得到“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即使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对“一带一路”构想持疑惑或警惕态度的国家,也不得不对其开展研究,并尝试理解其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系。⑤

当把“一带一路”构想理解为一种战略叙事,并将其视为中国想象或重构世界图景(world vision)的一种努力,或许可以更为清晰、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提出的意义。“一带一路”构想包含了一种中国对广阔的亚欧非大陆等国际地缘政治空间(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space)进行思考、描述的地缘政治想象,而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具有突破以强调国际关系中等级制、区分中心与边缘、持有陆权与海权两分法等为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想象”的潜力。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还能为促进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启示。本文将首先尝试对“一带一路”构想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特征进行讨论,然后将其置于一个“一带一路”构想涵盖的具体地区——中亚,分析其对该地区所做的新想象及为促进沿线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所能提供的启示。

二 “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

“一带一路”构想之所以得到众多国家的关注,离不开中国整体实力尤其是物质性权力的上升。这一现象自然得到传统地缘政治学者的注意。如美国政策界与学术界就倾向于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⑥相关观点要么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在于通过向西扩张,缓解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压力;要么认为这是中国为了稳定新疆等西部省份和获得中亚等地区的能源资源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战略。⑦

从传统地缘政治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进行解读必然蕴含相应的地缘政治想象。这种理解和解读的突出特点在于,将“一带一路”构想置于大国竞相争夺权力与财富的视野中,所反映的仍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这种思维契合了“现代地缘政治想象(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对于世界政治的认知。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认为世界是一个存在着征服与屈服等级关系的整体;(2)认为人类社会遵循从落后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轨迹,其中,西欧与美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典范;(3)领土化的民族国家是参与世界政治竞争的基本单位;(4)民族国家围绕世界首要地位(primacy)而展开竞争。⑧美国政界与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解读,大多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捍卫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而展开,且其视野中出现的行为体始终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民族国家,同时还认定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建立排斥美国的新主从关系。相对于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主要关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政治动机及可能产生的战略后果,批判地缘政治学提请人们注意作为战略叙事的“一带一路”构想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这是传统地缘政治学难以把握甚至不会尝试加以关注的。

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与象征符号,“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开辟了新的地缘政治思维空间。“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无疑有其特定的背景,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遭遇阻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差距持续扩大等。不过,这些因素或许并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根本驱动力。在经济增长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背景下,如何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重新进行定位,如何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进一步履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如何在深度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或许才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层考虑。在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过程中,两千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这段为广大欧亚国家所认可的历史记忆与符号的意义得以浮现在中国领导层的思考之中,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战略叙事的“一带一路”构想,其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针对亚欧非大陆提出了新的地缘政治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具备超越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潜力。在赋予古丝绸之路以新的时代内涵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还提炼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有助于推进当前国际社会的合作和促进欧亚非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的设想,“一带一路”涉及的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促进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世界各文化、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协同共进。“一带一路”期待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砥砺和相互发明,能够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进化,这比单极世界展示的世界图景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加和平”。⑨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将不同文化与文明和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视为平等的,它们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之中,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并非必然要向西方的方向进化。

关于不同文化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等级制关系的认知,正是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特征。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在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与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在此过程中,它创造了一系列涉及将时间等同于空间的概念转化(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这里是现代的,而那里是落后的”,这种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两分法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危险、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环境威胁及相关现象的新地理学,从而将世界区分为平稳的地区与狂暴的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⑩因为坚持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定位,坚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原则,(11)“一带一路”在构想亚欧非各国及其文化时,并未区分中心与边缘,也未构建一种落后地区必将向先进地区进化的想象。换言之,“一带一路”构想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等方面的差异时,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的既有路径。(12)

除了展示不同文化、文明与国家平等地处于同一时空中的政治想象,“一带一路”构想还以话语的形式建构了一种中国理解世界政治空间的独特想象。这种想象在《愿景与行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按照该文件的表述,“一带一路”构想如此空间化(spatialisation)了世界:“‘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13)根据上述规划,“一带一路”构想贯通了亚欧非三大洲,其中西欧与东亚两个地区互为起点,涵盖的地区与海域包括中亚、俄罗斯、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非洲(至少部分东非地区)等,而贯通的方式分别为“一带”与“一路”(如图1)。不仅如此,“一带”与“一路”还经中亚、中东、波斯湾实现了对接。如此,一种类似中国太极图案的空间想象跃然纸上,成为表征“一带一路”构想建构亚欧非三大洲联结方式的一种空间想象形式。

图1 “一带一路”规划图及其地缘政治想象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其中左图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CFP供图。

相对于某些中国学者将“一带一路”类比为促进中国或亚洲地区发展的“鲲鹏展翅”(14)或“鸟之双翼”,太极图案对于世界地理空间的想象似乎更为形象,也更符合“一带一路”对亚欧非大陆的定位。就地理空间的建构而言,“一带”与“一路”辐射的地区或海域类似于太极中的“阴”与“阳”,贯穿中亚与中东的“一带”支线则类似“阴”“阳”之间的界限,而欧洲与东亚类似于太极图案中的两个“中心”(即“阴中之阳”与“阳中之阴”)。根据这种想象,“一带一路”构想虽为中国提出,但其关照的对象绝不仅限于中国,而是覆盖了广大的亚欧非大陆。换言之,“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鲲鹏之翅或鸟之双翼,它也有可能是欧洲、中亚、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任何地区的鲲鹏之翅或鸟之双翼。因为根据太极的运作原理,阴、阳之中心变动不居,“一带一路”的中心自然也不局限于中国与欧洲。通过“一带一路”的对接和辐射区域的拓展,其沿线国家或地区均可以成为中心。换言之,“一带一路”构想“带动的是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区域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即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起源的非起源化。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我们可以形成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它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15)由此观之,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典范转换,即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的崩溃,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

事实上,“一带一路”构想不仅在空间想象上符合太极图式,而且在理念上也是对太极式中国思维方式的鲜明反映。与西方思维方式具有将事物二分的习惯类似,如区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冲突与合作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同样有两分法的习惯,如太极有阴阳之分、前程有祸福之别、位置有上下之异等。不过,与西方思维方式将两分之物视为相互冲突、无法共存且将这种冲突视为世界发展的动力不同,中国的思维方式认为对偶的两极是彼此共存、相互转化且这种转化才是世界万物的发展动力。对于西方的思维方法,秦亚青称之为“冲突辩证法”,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则是“中庸辩证法”。在秦亚青看来,能对“中庸辩证法”运作方式和发展进行充分说明的,是太极图式中阴与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元关系”,“元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是任何关系的原初”。(16)而“元关系”的根本特征在于阴阳在共存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整体,不仅彼此依赖,而且能相互转化。诚如秦亚青指出的:“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正如太极图像所表述的那样,两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17)无论是将沿线国家及其文化、文明视为相互平等、彼此促进的政治想象,还是将不同的国家视为“一带一路”的中心,“一带一路”构想的想象均契合太极图式的基本精神。

三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的特征

当把“一带一路”构想拟开展的核心工作——互联互通——纳入该构想中思考时,其地缘政治想象的丰富特征将得到进一步凸显。按照《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构想的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的核心工作和最富实质性的内容在于通过支持沿线国家与地区铁路、公路、水路、航空、港口、海运等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及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为支持这一工作,“一带一路”构想拟议的大型互联互通项目包括:被纳入“一带”中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被纳入“一路”中的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18)如果“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或地区均可以成为中心,那么这些项目则是联结不同中心的通道与桥梁,从而形成一个无缝之网。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之,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有可能为“天下制度”奠定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工作的持续推介与沟通,除了“一带一路”构想目前已规划的“路、带、廊、桥”大型项目,“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还达成了其他合作项目。以中俄合作为例,首先是双方在2014年5月签署了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合作协议,这是一项中方积极争取但俄罗斯一直不太积极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它可视为俄罗斯支持“一带”建设的部分体现;然后,在2014年10月中俄总理第19次定期会晤期间,双方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发展合作备忘录,并有意将莫斯科—喀山高铁延伸至北京。这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的又一突破。2015年7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中俄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根据该声明,双方同意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实施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以扩大并优化区域生产网络。(19)这意味着随着中俄的进一步沟通与协调,双方还有可能就其他重大合作项目达成协定,如在投资、金融、能源、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远东开发、核电和水电合作、油田的联合勘探开采等领域进行合作。(20)随着“一带一路”构想进入运行阶段,尤其是当国际社会见证中国愿意通过提供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并达成更多的合作项目。

在阐释“一带一路”构想时,不能将“一带”或“一路”仅想象为一条线状的贸易或运输通道,而应该将其视为可促进沿线国家发展的带状区域。正如习近平在提出“一带”构想时指出的,期待“一带”能“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1)“一带”构想预期,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线路的开辟,将带动沿线及附近地区的人口迁移、资源开发、城市化建设等,进而推动沿线各国或各地区形成一种集束式的发展态势,而“一路”同样可以借助港口、水路、海运的建设和运行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可能推动形成的经济发展走廊,类似于著名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注意到的长城在促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所发挥的文明走廊的作用。(22)尽管“一带一路”构想拟议中的项目并非全部属于洲际或跨地区性合作项目,但当这些项目嵌入沿线国家既有或规划中的基础设施网络,“一带一路”构建将成为洲际发展走廊的组成部分,最终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不同步但较为均衡地发展。不仅如此,通过与其他世界大陆桥或走廊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可以实现拓展,不仅可以辐射亚欧非大陆,甚至可能与北美、澳洲等大陆的基础设施相连。那时,基础设施带来的世界的互联互通,将为赵汀阳称之为“天下制度”的世界秩序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23)“一带一路”构想这种以“路、带、廊、桥”的互联互通为基础,以点带面最终将整个世界联通起来的发展过程,正好契合太极图式中阴阳通过互动实现自身的扩大以至无所不包的精神。

(二)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

尽管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分工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确存在着“中心地区”(如西欧)、“边缘地区”(如中亚、中东、南亚)与“半边缘地区”(如中国、东欧等)等地区之分,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且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不少沿线国家或地区担心,参与“一带一路”有可能加剧本国或本地区的依附地位,无法摆脱本地区向中心或半边缘地区提供原材料而后者向其倾销商品的不利局面。正是为缓解这种顾虑,不少中国学者构想了如何缓解“边缘”国家和地区焦虑与恐惧的途径和机制。如杨成、施展分别提出了通过以包含了三个“三个世界(古典/现代/后现代三个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国家三个世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世界)”的“新大陆主义”视角指引各地区的协同发展,通过建议创设新的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达成新的全球均势以修正现有国际秩序,促进并保障“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的转化。(24)

这些建议无疑富有洞见,不过,从“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观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嵌入在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之中,即认为不同空间上存在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时间上的线性发展加以弥补。而在太极图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不仅具备成为“中心”的潜力,而且本身就是其观察“一带一路”及世界大势的中心。如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而存在的,中亚与中东是“能源中心”,欧洲是“先进技术与文化中心”等。换言之,不同的“中心”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特性、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如何保障不同的“中心”在参与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保持其独特中心位置的基础上争取在其他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不是要抹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诸多领域的差异,而是提供一种机制或平台,使各国、各地区有机会在自身选择的发展道路上取得突破。至于它们期待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劳动分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难以准确把握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干涉的问题。换言之,“‘路、带、廊、桥’包含着一种理论的潜力,即从这些‘互联互通’的概念中找到超越过于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25)

(三)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尝试克服海权—陆权两分法

海权与陆权的区分及争论是形式地缘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26)地缘政治学中的诸多传世论点,无论是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的“心脏地带学说”,还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及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的“大棋局”隐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一命题产生的。作为一套内部虽存在众多分歧但产生了持久影响的地缘政治话语,围绕海权与陆权的争论影响到历史上和当前诸多大国的国务实践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国务活动家与研究者们理解、阐释国际事务和大国外交政策的思维。(27)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28)中国国内有关海权—陆权的两分法及其争论早在晚清即成为政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29)并一直延伸到当前有关中国外交和国防战略的讨论中。(30)事实上,“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背景,即在中国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当前,学者围绕中国应该优先发展陆权还是优先发展海权展开争论。一般认为,学术界的分歧在于中国应优先选择“西进”还是“南下”。(31)尽管参与这场争论的人数不多,但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从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其一,海权—陆权两分法是中国学者理解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思考框架。其二,这种海权—陆权两分法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之中,即认为民族国家围绕世界主导地位展开竞争与对抗,只是在优先选择发展海权还是陆权以在竞争中胜出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三,虽然也有部分声音呼吁中国应该海陆并重,不过,如何实现并重却陷入未能提出具体动议和机制的困境。

“一带一路”构想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不仅克服了海陆两分这一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局限,而且为如何整合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机制。“一带”主要贯通亚欧大陆,穿过了麦金德所称的“心脏地带”;“一路”则随海域而动,大体涵盖了斯派克曼宣称的“边缘”地区。然而,无论是麦金德还是斯派克曼的世界图式,没有也无意将两者进行贯通。按照海陆两分的地缘政治思维,“一带”主要涉及陆权,“一路”主要涉及海权,根据前述“一带”“一路”及各自辐射的国家与地区类似于太极图式中的阴阳,那么可以发现,“一带”“一路”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其转化的基础在于“一带一路”构想拟议的各种互联互通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对“一带”与“一路”的联结。正如杨成在提炼三个世界中的“后现代世界”的特点时指出的:“因为高铁等陆路技术的升级更替及航空网络的密集并发,有可能催生新的全球交换网络。这一体系不再单独属于海洋世界或大陆国家,而只会属于兼顾全球化的海洋动力和大陆东路的跨海陆一体化。”(32)换言之,“一带一路”构建的“路、带、廊、桥”体系,将充分发挥海洋与陆地相互滋养、共同造福人类的功能,而不只是大国博弈的场所。不仅如此,在“一带一路”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全球政治空间(至少欧亚政治空间)中的地缘政治竞争,虽然不会因“一带一路”及其他互联互通项目的实施而销声匿迹,但其体现了一种不同国家通过商品贸易、人文交流、经济合作等方式促进经济要素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趋势,从而为它们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跨区域甚至洲际合作奠定基础。

上文对“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的特点做了简要的讨论。需要承认,“一带一路”构想所体现出来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特点似乎并不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汪晖指出,“一带一路”所构想的世界及其持有的历史观“不是一个现实的图景,而是一个理想的蓝图、一种新的历史观”。(33)然而,正如美国在参与外部事务时,基于自身不断通过开拓有形边疆而形成的“边疆学说(Frontier Thesis)”,(34)有意识地将自身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定位为“山巅之城”或“自由的灯塔”等,进而根据这种意象拟定出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等外交政策以介入世界事务、拓展自己的无形边境一样,地缘政治想象一旦转化为外交政策,其实践意义与影响将得到充分展现。(35)正因当前世界政治中权力政治的身影随处可见,所以“一带一路”构想及建构的新颖地缘政治现象才显得必要。如汪晖所说,“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36)

四 “一带一路”构想对中亚地区的想象

如果说“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具有战略性意义,那么它将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呢?下文将以“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地区为例,讨论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对于中亚地区所做的新定位以及为中国推进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所能提供的启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众多,选择中亚地区的理由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习近平是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一带”构想的,此次演讲构成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声。此外,在访问中亚期间提出“一带”构想,意味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中亚各国参与“一带”建设寄予了期待。其二,按照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印度、日本、伊朗、土耳其等众多国际行为体均试图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分析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对国务活动和外交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的典型地区。其三,中亚地区属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边缘地带”与“落后地区”。中亚国家独立20多年来,虽然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远离出海口以及苏联时期遗留的以农业生产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的产业分工历史,使部分国家形成了资源依附型经济结构等因素,导致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其四,中亚地区属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中陆权与海权国家的关键争夺对象。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中亚不仅是“心脏地带”中的枢纽,也是“大棋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中亚地区对于大国发展和竞争陆权的重要意义,传统地缘政治学者一向不吝笔墨,相关成果层出不穷。(37)

以上四个原因中的后三个均涉及现代地缘政治对于中亚地区的想象。如果“一带一路”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的确有助于克服或超越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存在的偏见或盲点,那么剖析前者对于中国与中亚地区合作的启示,就显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将首先简要分析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在中亚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中亚的认知,然后剖析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对于中亚地区的意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构想对于该地区的独特性与新颖性。

美国与俄罗斯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两个行为体。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美国已成为该地区仅次于俄罗斯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一股政治力量。(38)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针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大体保持了稳定。由于与中亚地区相距遥远、历史联系较少且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除“9·11”事件的发生导致美国在中亚地区设立军事基地以打击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外),因此美国对于中亚地区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真正界定美国对中亚地缘政治想象根本特征的,是美国政策界对该地区危险重重的认知。这种认知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认为该地区在美国全球政策中“晦暗不明(obscure)”,这符合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将中亚视为异域的想象。其二,是认为该地区具有“东方性(oriental)”,即认为该地区具有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的东方文化特征,更多的与阿富汗等南部邻国而不是欧洲国家相似。其三,认为该地区“难以驯服(fractious)”,这一特征又与美国决策者和研究者把中亚国家贴上“失败国家”、“尴尬国家”、“虚弱国家”、“新世袭制国家”、“混合型政体”等标签有关,其基本含义在于中亚国家不能有效履行国家的基本职能,从而给本地区及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带来许多现实和潜在的麻烦和危险。(39)

基于中亚地区危险重重的地缘政治想象,美国一方面认为自身是一个“仁慈的霸权”与中亚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是一种能将中亚国家从各种危险中拯救出来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中亚地区的危险并不构成对其核心利益的根本威胁,美国又试图做一个各国“独立与国家主权的保障者”、“中立的介入者”,同时通过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区力量来影响该地区的局势,以避免过多地介入该地区事务。美国主要通过双边互动、偶尔借助盟友的力量影响中亚事务的方式对地区局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总之,在介入中亚的过程中,美国建构了一种“美国是拯救者”而中亚国家“内外部面临重重危险有待被拯救”的地缘政治想象,并基于此开展外交活动。大体而言,美国虽然在追求自身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但对于改变中亚地区的“边缘地带”地位、改变中亚地区作为大国竞争之地并未发挥多少积极作用。

俄罗斯对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需要纳入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想象中予以考虑。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中亚地区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被俄罗斯称之为“近邻(near abroad,俄语为ближный зарубежньгй)”地区。“苏联解体之后,‘近邻’一词成为俄罗斯区分前苏联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概念”。(40)无论是基于战略性的考虑还是情感上的眷恋,俄罗斯都将中亚地区视为自身利益的延伸或自己的势力范围。(41)这涉及俄罗斯针对中亚等“近邻”地区所持的第二种地缘政治想象,即“近邻”地区构成俄罗斯的“软腹部(soft-belly)”。因为历史上遭受过多次外敌入侵,导致俄罗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不安全感,从而致力于巩固对自身周边地区的控制,甚至不惜通过军事扩张直接将其纳入自身版图。俄罗斯对中亚国家持有的第三种地缘政治想象,在于不经意间将它们视为“小兄弟”或“小伙伴”,甚至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地缘政治想象较少在俄罗斯官方的话语中得到表达,但在某些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政客和学者中依旧有所体现,而且在俄罗斯的一些外交行动中得到反映。(42)

基于以上地缘政治想象,俄罗斯国内有一种认识,认为俄承认中亚国家的独立是一种“恩赐”与“让步”;而且,尽管俄曾将中亚地区视为一个“有待抛弃的包袱”,随着俄的重新崛起,即使不能重建一个“苏联”或“俄罗斯帝国”,作为各国的“老大哥”是理所当然的。俄将中亚地区视为“小兄弟”的地缘政治想象,在俄罗斯的中亚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俄介入中亚事务时,经常对各国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是导致俄在该地区失去部分影响力的重要原因。(43)受到将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近邻”国家视为与西方竞争的筹码以及认为该地区构成“自身的势力范围”、“软腹部”、“小兄弟”、“小伙伴”这些复杂地缘政治想象的影响,俄罗斯不仅习惯于采用传统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观察中亚地区的局势,而且导致其通过双边与多边方式与中亚国家互动时采取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

针对中亚这一被传统地缘政治学视为“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密切涉及大国陆权竞争的地区,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建构了相应的地缘政治想象。虽然俄罗斯并未像美国一样在俄与中亚国家之间区分出不可通约的边界,但依旧建构了一种等级制的关系,并将中亚国家视为需要自身帮助或加以整合的对象。俄罗斯的中亚地缘政治想象与美国的另一个差异在于对地区合作的考虑。基于其地缘政治想象,俄不遗余力地建构和推进各种地区一体化机制,即使在此框架内中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美国主要通过双边方式影响中亚事务,俄的多边主义合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苏联时期各国形成的密切经济联系和历史纽带,客观上为中亚国家维持转型时期的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美俄关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虽有不少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包括:建构了一种等级制的空间想象、突出中亚地区对于加强或巩固自身大国地位的战略意义、坚持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对方及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参与等。由此可见,美俄关于中亚的地缘政治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窠臼中。

如果说“一带一路”构想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具备超越或克服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潜力,那么在前者之中,中亚地区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空间呢?根据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一带一路”视野中的中亚至少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亚地区与中国、欧洲一样,同样属于亚欧非甚至整个世界的中心。这是一种视角的转化,而不是就其发展水平或其在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的。作为中心的中亚,不再是“模糊、东方化及难驯服之地”,(44)也不再只是他国的“软腹部”,相反,中亚本就是中心,而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及中东、南亚均是其边缘。

第二,中亚地区一直是人类文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地带。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多种文明和文化一向在这里交融与冲突,从而造就了中亚构成世界上文化最为多元的地区之一。如中亚“与西亚等伊斯兰国家有宗教与语言的文化认同关系;它与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有一百多年难以割舍的多方面联系;它与儒家文明底蕴的中国也有众多同源跨国民族比邻而居;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驻军,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将不断扩大”。(45)根据太极“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起源的非起源化”(46)的观察视角与方法,中亚地区既是边疆也是中心,还是起源。

第三,中亚国家不只是“一带”的“通道”、“桥头堡”或“核心区”(这是中国学者赋予中亚在“一带”中的定位),相反,中国、俄罗斯、南亚、中东等国家或地区均是中亚这一“中心”联通世界的通道与桥头堡。通过“一带一路”、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倡议,中亚可以连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黑海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北冰洋等海域。如此,中亚国家不再是内陆地区,而是“滨海”国家。根据观察视角的转换,中亚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是“心脏地带”,只是这里的“心脏地带”已具备了新的含义。

第四,中亚国家不是“失败”、“虚弱”或“尴尬国家”,也不是他国的“小兄弟”、“小伙伴”,它们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等,它们本身就是“例外论”“灯塔”。中亚国家无须大国根据先验的规范标准对其发展状况或文化特征进行评头论足的判断与批评,也无须大国基于“天赋使命感”或“文明使命感”来对其进行拯救。(47)

第五,中亚国家不是有待他国拯救的“危险之地”,也不是他国的“势力范围”,更不是大国竞相博弈的“世界跑马场(pulpit of the world)”、“权力真空地带”、“大棋局”。(48)相反,中亚国家本身就是“博弈者”,它们在与大国的互动过程中展示了丰富的能动性。(49)尽管它们在实施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牵制,但自独立以来不仅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还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它们对于大国提出的诸多倡议的选择性参与,是其能动性的充分体现。

第六,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确存在竞争关系,然而,各国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尤其是中俄之间(如双方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换言之,中亚地区不仅上演着“新大博弈”,(50)同时也有沟通与协调(俄美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人民革命”中的协调是一个例子)。有学者称这种大国在中亚地区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复杂互动方式为“霸权的套娃模式(matrioshka model of hegemony)”。(51)对于大国在中亚地区复杂的互动模式,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要么直接忽视它们之间合作的层面,要么依旧认为即使有合作,其目的也仅是为了牵制第三方。根据太极式有关阴阳相互转化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亚地区既可以是竞争场所,也可以是合作之地,关键在于如何克服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通过一定的机制将竞争转化为合作,使各方共享合作的收益。

以上是“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为人们重新观察中亚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所能提供的主要启示。将上述启示与俄美对中亚地区建构的地缘政治想象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构想认为,各类互联互通合作项目的开展有助于各国的互利合作与协同发展,因为这一构想致力于实现的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去砸掉其他大国或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蛋糕,如此有可能避免以一种零和方式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如此,中国的“一带”构想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并不试图影响中亚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没有根据自身设定的规范标准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进行判断甚至改造的企图,更没有将中亚国家视为可以任意欺凌、低人一等的合作伙伴。对于中亚地区局势,“一带一路”构想一方面承认该地区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正如中国“危机”两字既有“危”之风险,又有“机”之“机遇”,相对于可能的风险,中国更看重的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给双方带来的机会。中国预期,通过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可化“危”为“机”,进而为该地区摆脱仅作为“边缘地带”“内陆地区”“危险之地”“大棋局”而存在的各种传统地缘政治想象提供条件。

五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的实践启示

“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虽然具备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想象针对沿线地区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潜力,但对于如何使上述关于沿线地区的空间想象趋近现实,仍需做进一步的思考。本部分仍将以中亚地区作为案例,讨论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对中国为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地区合作所具有的启示。之所以仍选择中亚地区是因为中亚地区大国利益云集,“新大博弈”隐喻充分说明了大国在该地区互动关系的复杂与密集。相对于在中亚地区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大国与中等强国积极介入以扩大影响力或获得该地区的能源资源,在南亚、中东、东南亚等其他“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要么是有一个国家享有较多影响力,要么大国竞争的色彩没有那么浓厚。换言之,中亚地区大国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至少与其他沿线地区一样明显,从而对中国参与中亚事务提出了诸多挑战。(52)因此,如果“一带一路”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对中亚地区的定位有助于促进中亚国家对“一带”的积极参与,那么这种定位的启示或许可以运用于其他地区。当然,由于“一带一路”构想涉及的沿线国家与地区众多,它们之间的发展动力与具体状况存在诸多差异,因此,这些启示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仍需做更多的深入思考。

当把考察“一带一路”的视角放在中国,并将其置于该构想的“中心”时,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能为中国促进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以下可能的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创设出更为均衡、更富正义、更为和谐的发展模式,以保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良好的示范或辐射作用。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乃至治理模式方面的双向流动过程。可以预料,“一带一路”的建设会推进中国治理模式的“国际化”进程。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贫富分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多个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部分官员贪污腐化等。这些问题是否会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而传播到国外,是沿线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无法回避、亟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如何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资本流动加速导致沿线国家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的过程。诚如汪晖指出的,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将经济生活重新纳入社会网络内部,而是任由市场关系主宰一切社会关系,‘一带一路’就只能重复历史资本主义旧路径,成为支配、控制和破坏‘边缘区域’的新过程”。(53)

尽管由于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让“一带一路”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提出的新经济动议肯定将促发关于当下全球资本、劳动与国家间关系的讨论和创新实践”;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性’(即一方面依赖于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又在影响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引者注)同样具有强大的为资本积累、增殖和扩张服务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又有所不同”。(54)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并不天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55)同样地,“一带一路”构想给沿线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效果,是否必然与西方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各种发展援助所产生的影响有截然不同的区别,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56)这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并不足以保障其给沿线国家及国际社会带来纯粹的积极效果。在此背景下,在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并创新国家治理模式,克服经济发展对社会关系的摧毁和破坏,如此方能避免“一带一路”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一步渗透到更广大的后发国家,进一步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保护,形成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的结果。(57)

第二,淡化中国主导的色彩,切实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根据“一带一路”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该构想虽由中国提出,但中国并非世界政治图景中唯一的中心;而且,仅靠“一带一路”规划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等项目,也无法充分实现亚非欧三个大陆之间的充分联通。只有将“一带一路”构想与世界主要的大陆桥与连接线结合起来,“一带一路”构想所设想的地缘政治想象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此而言,在推介和宣传“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主导相关合作项目的担忧,从而激发它们的参与积极性,而且只有当与更多的世界大陆桥与连接线实现了对接,“一带一路”才能更为充分地发挥其促进各国较为均衡的发展这一预期目标。如此一来,中国不仅可以有效打破外界有关“一带一路”构想是一个排他性地缘政治战略的猜疑,而且可能为促进世界秩序更趋公平、正义做出物质与理念上的双层贡献。物质上是指“一带一路”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理念上是指该构想贡献了超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新地缘政治想象与文化理念。

截至目前,中国在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上仍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即使在公布《愿景与行动》后,外界对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具体举措等问题依旧存在不少疑问。有中亚学者针对“一带一路”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一带一路”构想的性质是纯粹的经济方案还是中国针对周边国家的新地缘政治构想、“一带一路”的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主导下的亚洲地区一体化还是为中国商品和资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条件、如何理解“共享”原则、如何理解中国的“软实力”战略,等等。(58)这些质疑,部分源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对于人们理解世界政治方式所产生的强大塑造作用,部分源于中国部分研究“一带一路”构想的专家对其所做的阐释加剧了沿线国家的疑虑。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愿景与行动》出台之前中国所做的“共商”工作有所欠缺。《愿景与行动》作为一个涉及“一带一路”构想的纲领性文件,其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对所有相关问题做出详细解释。不过,中国相关决策部门在出台构想和《愿景与行动》的过程中,是否与沿线国家进行过充分的沟通也需反思。对于那些囿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而对“一带一路”所提出的质疑,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对于沿线国家的关切要充分注意并及时予以清晰的解答。落实“一带一路”构想拟议中的项目固然重要,但缺乏与相关国家决策部门展开充分的沟通,将可能对该构想的实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明确“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并切实加以落实,是保障“一带一路”得到沿线国家真心支持及取得顺利进展的重要前提。

第三,坚持以中亚国家为中心的原则,为其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发展创造条件。

根据“一带一路”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沿线任何国家在观察角度上而言都是中心。事实上,这也是保障“一带一路”得以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当涉及中亚国家时,中国首先必须确保在合作过程中将中亚国家视为中心,并且需要对该地区的“区情”与各国的国情有充分、深入、细致的了解。在全面掌握各国发展水平、资源优势、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政治生态、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等现状的基础上,拟定如何与各国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即“五通”)的具体举措。这不仅对中国的政策决策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对中国的区域问题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前者要求后者提供扎实、及时、准确的智力支持。至少就与中亚国家进行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而言,随着第二亚欧大陆桥、中哈石油管线、中土天然气管线的开通运营,双方的设施联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相较于它们独立之初已增长100倍,这无疑是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的重要基础。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各国对于基础设施的发展有自己的设想,而对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则不无疑惑。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吉尔吉斯斯坦2013年底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的兴建,而该项目原本被视为“一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吉做此决定的原因较复杂,但其更希望发展连接其南北部而不是东西部的铁路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后者的例子较多,中亚国家对于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存在有所不安,担心沦为中国的商品倾销市场、劳动力输出地、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地等,甚至有中亚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对该地区存在领土扩张的野心以及企图向该地区移民。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吉关系受到持续不信任的影响,这种不信任来自于关于中国扩张的‘神话’,家门口潜伏着一条‘龙’的印象带来的恐惧……对于中国的经济扩张和劳工移民,吉仍心存忧虑,而且这些意象在政界、民间、媒体上广为流传”。(59)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60)这就要求中国在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的过程中对各国的关切有深入的了解,并致力于推出一系列有助于惠及各国民众的合作项目,如此才能扭转部分中亚民众或专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固然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各类社会服务项目的跟进,这是保障“一带”建设得到中亚国家民众支持的良方。(61)因此,在落实“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为中亚国家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创造条件,帮助其取得更好、更高水平的发展,而不只是基于中国自身的优势拟定合作项目。

第四,尊重中亚国家渴望得到大国承认与维持政权安全的需要,落实和而不同的精神。

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对各国开展对外交往的动机有深入的了解,然后据此拟定不同的政策以促进各国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阶段、地理位置、政权类型、资源基础、历史传承等因素均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以至各国开展对外交往的动机有所不同。具体到中亚地区,各国建国时间不长、受到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各国国力较为弱小、地理位置深处内陆、领导人长期执政、发展水平不高等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外交政策决策机制和行为动机有其特殊性。大体而言,中亚国家在开展对外交往时,既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国家和文明国家身份的承认,同时也希望本国的政权得以维系。前者是“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62)后者是基于“政权生存”的考虑。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后者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往往更为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亚国家独立时期不长,导致各国的国家建设过程尚未完成,再加上各国统治者致力于维护自身统治,这决定了中亚国家的精英将维护政权生存作为本国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动机。(63)

一旦中亚国家领导人觉得自身的政权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往往会采取比较激烈的措施应对外部挑战。例如,美国自恃是“仁慈的霸权”和“中亚国家的效仿对象”,在与各国交往时经常施加要求各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从而对各国精英维系自身的权力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基于这种认知,中亚国家的精英往往会对美国整体的中亚战略和具体的政策倡议做出激烈反应。如美军被要求撤出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就与美国在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后要求对该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这一要求有关。(64)与美国持有的地缘政治想象不同,“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认为国家与文化无高下之分,也不试图影响别国对自身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正如《愿景与行动》指出的,“一带一路”的共建坚持“和谐包容”的原则,“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65)当然,除了顾及中亚国家对于他国侵犯其国家主权和发展道路的敏感,注意避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中国还需要注意中亚国家渴望得到大国承认的心理,并通过外交礼仪、公共产品提供、私下沟通等方面表达对于中亚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尊重和承认。这是确保中亚国家领导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式。

第五,加强与美俄等大国的协调,实现大国涉中亚倡议的共存共融。

中亚国家对于大国在该地区竞争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它们希望俄、美、中、印等大国在本地区开展可控的竞争,因为大国的相互牵制可有效确保它们的国家主权,同时给它们提供了利用各国之间矛盾以获益的空间;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希望大国在该地区发生针锋相对的矛盾,因为国力的弱小,导致它们无法左右局势的发展,而对与特定大国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当,中亚国家的政权稳定则有可能受到严峻威胁。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之所以发生“人民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任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未能灵活、妥善地处理好俄美竞争的焦点问题——美军在玛纳斯军事基地的去留——有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中亚国家官方虽然表达了愿意参与的意愿,期待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但它们也担心该构想可能引发中、俄、美在中亚地区的激烈竞争。因为先是美国于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然后俄罗斯2012年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设想,最后是中国于2013年9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尽管中亚在这三个构想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的整合方向有明显差异。美国希望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俄罗斯希望借此整合前苏联地区,而中国的“一带”具有明显的以东、西向为主整合欧亚大陆的目的。整合方向的差异,使得中亚国家担心本国的发展路径会遭到外部大国的牵制。因此,如何缓解中亚国家对“一带”构想可能激化大国在中亚地区竞争的担心,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首先,中国提出“一带”构想后,俄罗斯政策界和学术界的确持有疑虑,认为“一带”旨在通过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扩张自身的影响力。即使在当前,俄罗斯国内部分人士的这种疑虑仍旧存在。(66)不过,中国较早就尝试着推进“一带”与俄“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到2014年5月20日,这一目标大体实现。当日,中俄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该文件表示:“双方将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67)尽管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俄遭受的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等因素,无疑对俄态度的转变产生了影响,但中国针对俄方就“一带”构想所做的大量解释与说服工作,使俄方认识到了中方的诚意,这或许是俄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态度转变的深层原因。中俄就“一带”构想达成一定共识的过程说明,“一带”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地缘政治方案。

正如太极图所表达的基本理念,阴阳互动可以实现各方的消长甚至转化。“一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实际上就是一个彼此包容、相互融合的过程。这对于中国处理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也是适用的。至于中美两个方案能否相得益彰,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否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意识到两个构想并非彼此排斥的关系。当然,即便中美双方不能就两个构想的对接达成正式共识,“一带一路”构想与“新丝绸之路”战略拟议中的项目,客观上具有相互补充、相互交融的关系。因为从视角上考察,二者都将中亚作为“中心”,客观上具有联通中亚与南亚、中亚与欧洲和亚太等地区的作用。按照太极图式,这既是中亚走出边缘地带和内陆地区的重要阶段,也是突破中心与边缘、海权与陆权两分法的重要步骤。

六 结论

本文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一带一路”构想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意义。地缘政治学对于国家间实践中话语、文本、想象、剧本、故事情节、认知等因素及其与权力关系的关注,为我们理解“一带一路”构想的意义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视角。从批判地缘政治学提供的启示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官方围绕该构想所做的演讲、表述、说明(包括《愿景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地缘政治话语,是一种中国在新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定位自身、表达国家发展方向的战略叙事。作为战略叙事的“一带一路”构想,虽然的确具有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巩固中国自身权力等方面的考虑,但其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却超出了当前在国际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所能设想的范畴。因为按照“一带一路”构想对世界空间的建构,“一带”与“一路”的地理分布及其联通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符号中的太极图式;不仅如此,该构想具有通过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为“天下制度”奠定物质基础、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思维模式、具有克服海权—陆权两分法的潜力等方面的优点。除了空间想象上的相似,“一带一路”构想有关沿线国家、地区与文化和平共存、彼此互为中心且超越海权—陆权两分法等的特点,也契合太极试图有关阴阳和谐共生、相互转化、协同创造等方面的精神。

“一带一路”构想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还能为中国推进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一些具体的启示。在大国势力云集的中亚地区,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能够产生对于中亚地区的新认知,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具体启示,包括中国应淡化本国主导的色彩,在地区合作中坚持中亚国家为中心的原则,尊重中亚国家渴望得到大国承认与维持政权安全的需要,加强与美俄等大国在中亚的协调等。这些启示虽然基于中亚地区而提出,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地区合作。因为无论就行为体的数量还是行为体关系的复杂程度而言,中亚地区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大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关系远没有中亚地区那么密集与复杂。如果这些启示在促进中亚地区参与共建“一带”时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其他“一带一路”地区也采用相似的政策思路应该较为容易带来积极效果。当然,在“一带一路”的构想中,沿线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是中心,而且各地区均有自身独特的内外部发展动力,因此,在关注上述启示的同时还需对各地区的独特动力有深入了解,这是推进各地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

总之,从批判性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时可以发现,该构想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一种不同于欧美国家认知世界空间的新地缘政治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有助于克服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一些盲点和不足。当然,“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的新颖与独特之处仅仅只是潜在的,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有赖于中国协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摒弃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真正将该构想视为一个有助于实现各国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发展的合作方案,进而通过努力使各国在共建过程中得到真正的实惠和发展。如此,“一带一路”构想将成为一个美好的国际合作计划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但是,“一带一路”构想并不具有天然的历史进步性,其实现也不是预先确定的。其最终命运如何,取决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协同努力,尤其取决于中国为协调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审稿专家与杨恕、周明、沈晓晨、王术森、田士涛、杨双梅等师友针对初稿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当然,文中的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兰州大学的周明博士在其研究成果中运用了该视角,但并未全面讨论“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战略意义。参见周明:《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36—156页。

②可参见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第42页。

③Paul Routledge,"Anti-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aroid 6 Tuathail,eds.,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3,pp.236-237.

④参见Andreas Antoniades,Alister Miskimmon and Ben O'Loughlin,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Strategic Narratives(Working Paper 7),Brighton:Centre for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iversity of Sussex,2010,pp.4-6; James Pamment,"Strategic Narratives in US Public Diplomacy:A Critical Geopolitics," Popular Communication,Vol.12,No.1,2014,p.50。

⑤参见龚婷:《“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反应初探及应对建议》,载《对外传播》,2015年第3期,第24—26页;李素华:《日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和反应》,载《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3期,第15—19页;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

⑥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4—132页。

⑦Theresa Fallon,"The New Silk Road:Xi Jinping'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Vol.37,No.3,2015,pp.140-147.

⑧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3.也可参考周明:《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39页。

⑨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78页。

⑩Simon Dalby,"Green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aroid ó Tuathail,eds.,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3,p.443.

(11)《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5日。

(12)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L.Blane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New York:Routledge,2004,pp.9-13.

(13)《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5日。

(14)翟崑:《“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考》,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50页。

(15)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7304.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7日。

(16)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17)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94页。

(18)《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5日。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5/09/c_127780866.htm,登录时间:2015年9月28日。

(20)有关中俄合作及“一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对接的情况,可参见姜振军:《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与双边经贸合作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47页;秦放鸣、冀晓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40页。

(2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22)参见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参见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4)参见杨成:《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第20—29页;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3—19页。

(25)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7304.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7日。

(26)参见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征宇:《海权、陆权与大战略——地理政治学的大战略内涵》,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2—66页。

(27)Don Berlin,"Sea Power,Land Power and th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Vol.6,No.1,2010,pp.52-66; Jack S.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1,2010,pp.7-43.

(28)参见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38—50页。

(29)参见刘新华、秦仪:《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载《福建论坛》,2003年第5期,第90—94页;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27—129页。

(30)吴征宇:《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理论机理与政策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第65—71页;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23—31页;张文木:《论中国海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8—14页。

(31)《港媒:中国大战略选择有分歧面临南进与西进之争》,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11/05/18836890_0.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8日。

(32)杨成:《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第25页。

(33)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7304.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7日。

(34)可参见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y,Frontier,and Section:Three Essay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3;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上)》,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第16—23页;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下)》,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第60—64页。

(35)James Pamment,"Strategic Narratives in US Public Diplomacy:A Critical Geopolitics," pp.48-64.

(36)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7304.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7日。

(37)相关成果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参见Chris Seiple,"Uzbekistan:Civil Society in the Heartland," Orbis,Vol.49,No.2,2005,pp.245-259; Nick Megoran,"Revisiting the ‘Pivot':The Influence of Halford Mackinder on Analysis of Uzbekist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170,No.4,2004,pp.347-358。

(38)潘志平:《俄美中亚“大博弈”的攻守逆转及地缘政治走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8页。

(39)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Contesting Danger: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3,2011,pp.594-604.

(40)Idil Tuncer,"The Security Polic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The ‘Near Abroad' and Turkey," Turkish Studies,Vol.1,No.2,2000,p.98.

(41)Mark Kramer,"Russian Policy Towar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55,No.6,2008,pp.3-19; Alexander Nikitin,"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Fragmented Post-Soviet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Vol.25,No.2,2008,p.24.

(42)俄国内对中亚地区持有的极端主义观点,可参见周明:《乌克兰危机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评估》,载《国际论坛》,2015年第2期,第65页。

(43)如针对大量出现在俄罗斯的中亚非法移民和非法劳工,俄动辄以采取法律行动将他们驱逐回国相威胁,以迫使或暗示中亚国家在俄关切的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另如,在俄致力于推进的各种一体化机制中,重要的议程均由俄控制,决策人员也由俄官员主导,这加剧了中亚小国的边缘感和不满。

(44)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Contesting Danger: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3,2011,pp.594-604.

(45)杨恕:《转型的中亚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6)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7304.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7日。

(47)这是西方研究者在研究中亚问题或西方外交活动、公民活动家通常持有的想法,对此的批判,参见John Heathershaw,"Tajikistan Amidst Globalization:Sate Failure or State Transforma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30,No.1,2011,pp.151-154; Morgan Liu,"Detours from Utopia on the Silk Road:Ethical Dilemmas of Neoliberal Triumphalism,"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Review,Vol.2,No.2,2003,pp.2-10。

(48)参见Emilian Kavalski,"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Complexity of External Agency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2,No.1,2011,pp.21-22。

(49)可参见Emilian Kavalski,ed.,Stable Outside,Fragile Inside? Post-Soviet Statehood in Central Asia,Farnham:Ashgate,2010。

(50)“新大博弈”的代表性成果,参见Kleveman Lutz,The New Great Game:Blood and Oil in Central Asia,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3; Maria Raquel Freire and Roger E.Kanet,eds.,Key Players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asia:The Return of the "Great Gam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51)Ruth Deyermond,"Matrioshka Hegemony? Multi-levelled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1,2009,pp.151-173.

(52)关于中国参与中亚事务面临的挑战及取得一定成就所付出的努力,可参见顾炜:《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第19—44页。

(53)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7304.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7日。

(54)张昕:《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第34页。

(55)林岛:《对话汪晖:“一带一路”何以成为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http://groundbreaking.cn/shisbi/1023.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9日。

(56)与此类似的讨论,可参见Marcus Power and Giles Mohan,"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n Development," Geopolitics,Vol.15,No.3,2010,pp.462-495; John Agnew,"Emerging China and Critical Geopolitics:Between World Politics and Chinese Particularit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1,No.5,2010,pp.569-582。

(57)林岛:《对话汪晖:“一带一路”何以成为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http://groundbreaking.cn/shishi/1023.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9日。

(58)参见康·瑟拉耶什金:《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其对中亚的影响》,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20—21页。

(59)Mariya Y.Omelicheva,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New York:Routledge,2011,p.43.

(60)关于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认知的分析,可参见Konstantin Syroezhkin,"Social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A View from Kazakhstan,"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1,No.7,2009,pp.29-46; Elena Y.Sadovskaya,"Chinese Migration to Kazakhstan:A Silk Road for Cooperation or a Thorny Road of Prejudic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5,No.4,2007,pp.147-170;周明:《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48-155页。

(61)康·瑟拉耶什金:《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其对中亚的影响》,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23页。

(62)关于中亚国家“为承认而斗争”的研究成果,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25—155页。

(63)可参见Luca Anceschi,Turkmenistan's Foreign Policy:Positive Neutral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urkmen Regime,London:Routledge,2008; Leila Kazemi,"Domestic Sources of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1991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6,No.2,2003,pp.258-259。

(64)Rein Müllerson,Central Asia: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p.96-97.

(65)《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5日。

(66)赵会荣:《俄罗斯如何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载李永全主编:《俄罗斯黄皮书:俄罗斯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59页。

(67)《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0/6192687.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