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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学是新兴的学科、交叉的学科、开放的学科——专家学者在中央民大探讨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发布日期:2016-12-26    作者:    来源:中国民族报

12月17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旨在为边疆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探索学科建设、充实理论前沿的平台。为了培养边疆学学科的新生力量,论坛还为研究生提供了对话和学习的平台,设置了“博士论坛”和“硕士论坛”,每个分论坛都有一名资深学者进行评议指导。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吴楚克主持。

开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麻国庆指出,本次会议的特点是“将问题意识与学科发展相结合”。麻国庆说,此次会议主要围绕着“原有边疆从实体到虚体如何结合” “边界的划分”“边疆学研究在‘一带一路’框架里发生的作用”这三个议题展开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强调,中国边疆学应该被推动,它是新兴的学科、交叉的学科、开放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如何治理边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清史办副主任马大正说:“这次论坛第一次汇聚了这么多学科专家。在边疆学领域,年轻面孔越来越多,说明边疆学发展后继有人。”

理论探索与争鸣

马大正(国家清史办副主任)

边疆学构筑中的心得体会: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百年积累是构筑的准备;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究是构筑的基础;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多层面研究是构筑的切入口;当代鲜活现实生活的迫切需求是构筑的源动力。

当下学者应该做些什么:首先,什么研究对象可以称为研究、什么研究对象可称为学科,是学者应该考虑的事;其次,什么是边疆学,应该有个清晰的界定;第三,把中国边疆学对于治理边疆的作用向行政部门进行普及,将其纳入到管理的规范体系中。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所长)

“一带一路”上的六个经济走廊与边疆有直接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离不开边疆,这其中有机遇也有挑战。边疆地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充分,边疆学应该从经济方面切入,对边疆发展问题做学理探讨。

孙勇(四川大学教授)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都形成了学术研究群体的现象。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在边疆研究之中,逐渐产生了若干学术共同体。从其学术成果和所倡导的学科依托上可以看出,各学术共同体具有内部相同或相近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对于边疆研究乃至边疆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配置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以促进建构边疆学,已成为中国大陆学界乃至决策层各方面,都应该关注和重视的一个命题。

徐黎丽(兰州大学教授)

人类在地球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同群体,尽可能公正地享受这些资源。如今当地球上充满人类建立的国家,且国与国之间以边疆为界的冲突普遍存在之时,边疆危机的本质就是越来越多的地球人口与越来越少的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危机?第一,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规律;第二,克服人类文化创造中的缺陷;第三,公平分配和节俭使用生态资源。

杨明洪(四川大学教授)

“边界”是边疆学的最核心概念,而不是“边疆”这个概念。从边疆治理和边疆战略来讲,是一个国家在认识边疆规律的基础上,从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出发,针对国家边疆的全局性谋划。这里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要么体现在巩固现有“边界”,要么体现在拓展新的“边界”,并实现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毫无疑问,边疆政策与落实国家边疆战略的支撑需要推动国家“边界”移动或者转换“边界”的形态去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疆利益”的调节与调整,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甚至是博弈的结果,也是国际法发挥作用的结果。

历史、域外与材料

方铁(云南大学教授)

蒙古汗国、后金两个政权,在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经营辖地的思路方法、思维形式的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后金发展为清朝,其治边方略的转型,较之蒙古汗国及元朝更为成功。入关之前,后金已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后金知晓满汉等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性,对境内各族以不同的方式施治。同时,后金熟悉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通过努力学习提高统治水平。自元代起,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的逐渐改变,反映了中国边疆区域巩固、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发展趋势。清朝顺应这一趋势,革新图治并开阖有度,将治边方略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孙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五大关系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区域治理与族群治理的关系、内政与外事的关系、分省区治理与次区域联动的关系、边缘与前沿的关系。

对当代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思考:第一,中央治边方略、政策:继承优良传统,在实践中形成、完善治边方略;第二,参与主体:在中央治边方略指导下,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社会力量发挥积极性。

罗彩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处于边疆地区的“靖西”市,其名称由过去的“归顺”更改而来,带有广西西陲边地安宁美好的好涵义,彰显着边疆地区国泰民安的真实画卷。撤县设市的国家战略,更是突出靖西对于国家边疆安全的重要意义。透过靖西的国家认同案例,可以得出如下观点:第一,在加强边民的国家认同上,可以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源,通过民俗让历史资源重回日常生活,强化边民的国家意识和认同感;第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截然对立,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第三,县(市)名的变更寄予了国家对边疆安宁的期望,应不断深化边民的国家意识;第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保障。

一带一路与边疆安全

刘稚(云南大学教授)

云南省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省份,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突出的地缘优势。作为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的参与主体,云南省贯彻落实了我国“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云南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具有突出的优势。首先,在地缘上,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毗邻,在中国的沿边开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次,云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地区论坛的主体已经积累了相对较多的经验,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合作基础。

在实施我国的周边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引导地方政府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框架下开展富有成效的国际交往、与中央政府一道共同推动中国宏观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显得尤其重要。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经历,为地方政府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作出了积极而有意的尝试。

孙红旗(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引导了南亚国际关系的正确走向,确保了中国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拓展了区域合作的平台和维度,编织了一个互利合作的网络,架起了共享共赢的桥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本身就是区域国家关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创造了更为宽广的合作氛围和空间,为相关合作机构和机制注入了新的话题和实质性内容。丝绸之路结成的纽带正在把该地区国家和人民打造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必将让包括南亚在内的国际关系更加安全。

邱美荣(同济大学副研究员)

自2009年以来,中印边界复杂化动向明显,与中国海上争端升级同步,这种新动向背后,是地区权力结构变动、中印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边界本身属性及发展动能等深层因素:第一,亚洲权力格局的变动和中印不同的安全环境;第二,印度利用并加大中国安全困境来建构其“亚太国家”的战略需求;第三,中印边界谈判进入深水区,印度有着以军事推进来制造“实际控制线”,迫使我方接受的冲动;第四,边界的零和属性和舆论宣传,限制了两国在该问题上让步的空间。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印边界争端在未来几年内将出现高频度和低烈度军事对峙:第一,中印边界实控线军事化发展;第二,政治领导者调整边界政策的空间有限。在此趋势下,研究中印边界争端已有管控机制及其成效,并探讨边界争端管控的新路径,防止其干扰中印关系发展大局、中国“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落实,将成为当前和今后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