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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西藏新闻研究综述
发布日期:2012-06-20    作者:次旺卓玛 尼玛顿珠 大达娃次仁    来源:《西藏研究》2009年第1期

摘要:文章从西藏古代新闻传播研究、西藏近现代新闻传播研究、西藏当代新闻传播研究以及西藏新闻研究特点及问题等几个方面,对近20年来中国西藏新闻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关键词:西藏;新闻研究;综述

 

西藏因其自身特定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宗教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影响及局限,西藏的新闻发展水平及状况明显落后于中原或沿海地区,甚至也落后于邻近省份。对此所作的相应研究也就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罕见有人论及。这也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整体滞后密切相关。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新闻学尚无一席之地,学术著作更是凤毛麟角。但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新闻发展史研究及中国新闻发展史研究的深入,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专家,在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整体研究中,也对出现在西藏的最具代表性的藏文报刊作出了基本评价。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及《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通史纲要》等有代表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专著中,也开始专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章节。由此对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或不发达地区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开始进人学者的视野。时间推延至21世纪之初,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价。为此,笔者检索了中国期刊网(1994~2007年)及《西藏研究》中有关西藏新闻研究的文章,试图以上述论文为基本的分析样本,对近20年来西藏新闻的研究、讨论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价。

一、对西藏古代新闻传播的研究

对西藏古代新闻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先民传播方式、吐蕃政权的传播活动以及“盟誓”这一独特传播方式的探讨。对西藏古代的新闻传播进行有意识研究并明确冠以“新闻”这一名称的第一人应为益西嘉措先生。他于1989年发表在《西藏研究》上的《元朝以前藏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一文第一次界定了元代以前藏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阶段,并沿用至今。他将元代以前藏族新闻传播事业划分为3个阶段,即(一)吐蕃政权建立以前部族、部落间的信息与信息传播;(二)吐蕃政权时代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三)封建割据时期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作者依据史料的梳理与考古发现的证据认为吐蕃政权建立之前各种原始的新闻传播不但在藏区广泛进行,而且当时藏区已与内陆中原建立了广泛的交往。原始部族、部落用“举烽燧”的方式传递军情,射“金箭”的方式下动员令,部落之间由叛逃者或使者传递信息。藏族先民原始的传播媒介有簧、长角、绳、木等。作者在文中特别指出吐蕃政权崩溃后长达400年的封建割据时期,随着藏文、造纸术的推广使用以及整套封建政治制度的建立,“藏文手抄新闻”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他还提出借助宗教手抄宣传来传播地方政府的政治新闻是封建割据时代藏族社会特有现象。尽管这些论述还很简略,但他无疑指明了开展研究的诸多可能。普日科在论证藏族族名起源问题时曾指出,《贤者喜宴》中记载,最初藏族先民居住的地方叫(藏文),意为“六个呼喊的山垭豁”,而这正是当时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传递信息而在山垭豁设立的六个“转播站”,类似内地报警的烽火台,同时还配有专门传呼员。这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决定于古代藏族原始部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1]张庆有进一步论证指出雪域存在个人之间用馍章、实物传递信息、寺院为主体从事“寺院通信”(以拉卜楞寺为例)、土司(千户、头人)衙门信息传递(以卓尼杨土司衙门为例)等三种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2]周德仓总结提出西藏古代(公元前5、6世纪~19世纪末)信息传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播模式——信号传播、图像传播、驿道传播、“茶马道”传播、文字传播,出现了公证人“苏巴”(中间调解人)、会盟使、贡使、中央驻藏大臣、《格萨尔》说唱艺人等信息传播者;产生了诸如议事会、会盟、习惯法等形式的信息发布机制和“类新闻法”;构建了具有浓郁民族色彩、封闭性和开放性兼容的传播框架。并认为西藏古代只有信息传播,而无典型的新闻传播,有“类新闻”传播现象,却未出现“报纸”。[3]

在对西藏古代新闻传播进行研究时,学者们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锁定在吐蕃时期。益西嘉措先生指出吐蕃政权建立之后出现了通信的驿站和专职的驿人。除此以外还有早期的新闻发布与新闻布告即盟誓仪式与盟文碑;[4]周德仓高度评价吐蕃时期形成了若干具有典型形态的信息传播媒介:文字印刷物、简牍、石刻、钟铭、盟誓、驿邮传播,出现了初步的繁荣。而地理环境的高度封闭性,赋予驿道以信息传播的主要责任和使命;[5]并认为吐蕃时期是西藏第一个独立的“信息传播时代”。同时,将其传播模式划分为军事传播、驿邮传播、外交传播、文化传播和经济传播五大类型。[6]

学者们共同指出吐蕃时期特有的新闻传播方式是盟誓。益西嘉措先生认为通过结盟缔约的形式在家族、君臣、朝室之间沟通联系是吐蕃政权的一大特点,并认为它是当时一种特殊的新闻发布手段,而将盟文要节刻石立碑、公布于众的做法具有“新闻板报”的作用。[7]王双成在论述藏族“盟誓”习俗时同样论证了它在吐蕃时期运用的广泛,并指出其在吐蕃社会产生的社会基础在于吐蕃政权虽形成了奴隶制社会,可原始社会的部落形态并没有随之瓦解,相反在阶级社会延续下去。而盟誓则成了维系部落与部落、部落与奴隶制政权、统治者之间的胶合剂,并得以制度化。[8]周德仓也认为盟誓活动是一场大型的、公开的信息交流会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这种传播方式,相当于现今一事两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双方盟誓的官员和代表就是“新闻发言人”。在这样一个不是很大的范围内,完成着两个执政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会的所有成员还将在更大范围内,将此次盟誓的信息进行“二次传播”,更多的人将会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会盟碑的功能主要是记录和证明,完成着缓慢而跨越时空的信息传播。并认为在吐蕃时期,会盟仪式是最典型和最富于功效的新闻传播机制,传播的生态环境的局限性使盟誓成为吐蕃对内、对外传播信息的特殊媒介。[9]

二、对西藏近现代新闻传播的研究

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致力于梳理不多的新闻传播活动,考证《西藏白话报》,探讨新闻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西藏近现代社会错综复杂,出现了显著的断代型特色。而这一特色也明显体现在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发展轨迹中。对近现代的西藏新闻传播事业,学者们的评价普遍不高。李佳俊认为这一时期西藏曾经有过两次新闻传播的短暂尝试。这两次短暂的新闻尝试分别是张荫棠、联豫等1907年创办《西藏白话报》以及南京国民政府针对英国分裂活动在中央台开播藏语广播节目,除此就再无新闻传播可言。[10]周德仓也认为就总体而言,西藏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既未能形成体系,又不具备连续性,一直处于孤立发展的状态,影响力很有限。并且自此之后到1951年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创办《新闻简讯》,就再也没有西藏自办报纸的踪影,西藏区域内报纸的脉绪便中断了。而广播的脉络则是断断续续地绵延着。[11]这一论断几乎宣告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终结,而西绕江措的《藏学报刊汇志》则使这一时段的研究又有了转机,在他的启发下,学者们将研究的目光扩展至所有的藏学报刊。周德仓将研究的目光扩展至西藏区域以外的报纸以及抗战时期藏族聚居区的新闻传播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他界定域外报纸是指创办在西藏本土以外,以藏、汉文印刷,涉及藏事,或对西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报纸,包括祖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区域创办的涉藏报纸和国外藏文报纸。前者的代表是《藏文白话报》;后者的代表是《西藏镜报》。另外作者还考述了英国人福特在西藏近现代的广播事业中扮演的角色,认为福特建立的这些电台对西藏的影响极为有限,其主要功能是对外广播。[12]周德仓先生认为西藏在抗战时期并未建立起新闻传播事业,但出现了与抗战相关的新闻传播现象,整体态势十分落后。[13]这些研究使几乎走入死胡同的西藏近现代新闻传播研究又有了转机。刘永文自2005年起先后撰文《晚清<时报>与中国西藏》、《近代传媒与中国西藏》,这些文章以《神州日报》、《时报》、《东方杂志》为个案,梳理了对《拉萨条约》、达赖逃亡、清政府对西藏的改革等重大事件的报道,还对当时民间以及国外对西藏的关注作了介绍。尽管刘永文先生的这些研究立足评述晚清报刊对中国西藏的关注,但对几乎陷入僵局的西藏近现代新闻研究也不无裨益。

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具代表性的域外藏学报刊《藏文白话报》(中华民国蒙藏事务局办报处筹备,1913年元月正式创刊),学者们在对其典藏宝物考证基础上,先后撰文予以分析探究。徐丽华曾从创刊、内容、意义三方面对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典藏的实物作了考述,并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室所藏《藏文白话报》目录及收藏一览表。周德仓则对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首次发现的《藏文白话报》(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号)版式、栏目设置及内容作了简要分析,证明《藏文白话报》并不仅仅收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并考察该报存本,总结其特点如下:(一)《藏文白话报》内容基本具备了近代报刊应具备的论说、新闻、副刊与广告四大要素,当属近代报刊无疑;(二)宣传意味浓厚,政治色彩鲜明;(三)藏、汉双语印刷,利于藏、汉读者阅读,大大扩大了其影响范围。[14]

对于这一时期西藏本地报刊创办问题,学者们也有所研究。据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先生的研究,西藏最早的报纸当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刊的《西藏白话报》,其创办人是清廷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棠。这是西藏地区第一家近代报刊。周德仓指出约在宣统三年(1911年)即中华民国取代清朝统治、联豫离藏时停刊。[15]并详细描述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收藏的宣统二年(1910年)印刷的《西藏白话报》实物,包括封面大小、形状、板式、文字以及正文内容。[16]李佳俊在《西藏新闻事业的回顾和展望》中曾提及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见过一期藏文《西藏白话报》,大小相当于今天32开的读物,单面印刷折叠装订,约20余页。主要刊发皇帝圣旨、驻藏大臣衙门公文和各地兴办学堂的信息。

最后,在探讨近现代西藏新闻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时,李佳俊认为首先是没有市场;其次是没有印刷和运输的物质基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宗教思想极大地压抑了进步知识分子创办报纸的积极性。[17]这一分析几乎成了定论,被后来的学者反复引证。

三、对西藏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

这一时期是现代意义的新闻传播事业在西藏确立以及长足发展的时期。相应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主要界定了西藏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阶段,探讨了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媒体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也变得多样化,在历史回顾的同时出现了个案分析、抽样调查以及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西藏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阶段的思考最早源自李佳俊先生。他将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一)创业时期(《西藏日报》创办);(二)发展时期(西藏民主改革到“文革”结束,广播电视事业基本建立起来,西藏新闻事业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形态);(三)繁荣时期(“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到20世纪末)。[18]这种划分既参考了西藏社会的发展进程,也考虑了新闻传播事业本身的发展轨迹。后来研究者都充分参考了他的分期。周德仓先生则充分参考新闻事业总体的发展进程,将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划分为2个阶段,即西藏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确立期(1956年《西藏日报》创刊至1985年西藏电视台正式成立)与西藏现代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期(1985年西藏电视台成立至2000年)。[19]到了2004年,周德仓先生又将当代西藏新闻传播史上限提前至1951年,并将此时期细分为“确立期”(1951年《新闻简讯》创办至1959年西藏平叛改革)、“初步发展期”(1959年西藏平叛改革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曲折发展期”(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完整期”(1976年至1994年)及“跃升期”(1995年至2000年)等5个主要阶段。[20]

在总结西藏当代新闻事业发展成果时,李佳俊先生指出西藏新闻事业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1、报纸突破单一格局,从综合性向专业性扩展,从首府拉萨向各地市延伸,并涌现出一批具有新闻性质的刊物,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据1997年统计,在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的藏汉文报纸、杂志已达5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报刊是80年代以后创办的。2、广播电视设施建设全面开花,向地区和基层发展,节目日趋丰富和完善。到1993年,全区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6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52%。一个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无线和有线结合、城镇和农牧区并重、内容丰富多彩、节目多套覆盖、与两个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广播电视网络已经初具规模。3、打破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西藏新闻事业在让西藏更好地了解全国和让全国更好地认识西藏两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并结合自己的从业实践总结经验:西藏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宣传党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西藏新闻宣传两个永恒的主题是反分裂与宣传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创造性劳动;西藏新闻工作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是保持一支民族结构合理和相对稳定的新闻工作者队伍。[21]西藏科技报社罗晓燕指出,截止2004年,西藏正式出版的藏汉文报纸有21家;期刊有34种。并提出以下发展对策:(1)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树立“大新闻”的观念;(2)创新经营机制,树立现代新闻事业经营观;(3)以人为本,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新闻队伍。[22]

对报纸的研究除了在概述西藏当代新闻事业发展历程时偶有提及外,值得注意的是蔡雯、李勤撰写的《少数民族地区党报新闻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对5家民族自治区党报的抽样分析》。该文采用系统抽样与内容分析方法,从5家少数民族地区党报和《解放日报》中抽取2002年每季度第一周的报纸总计168份作为分析样本,对版面内容设置、稿件来源、报道时效性、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报道方式等分别进行量化统计,以此作为分析的依据。指出存在以下问题:1)新闻信息总量不足,深度报道薄弱;2)原创性报道较少,新闻信息资源开发能力不足;3)领导活动、工作报道居多,本地区民族新闻资源开发不足;4)本地新闻报道较受歧视,国际新闻报道水平有限;5)新闻报道时效性较差,新闻采编工作明显缺乏效率;6)要闻版报道改革创新不够,缺乏特色;7)新闻图片普遍受到重视,新闻评论与资料配置相对较弱;8)报道策划能力不强,报道方式缺乏创新。建议少数民族地区党报在新闻资源开发方面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①充分认识民族新闻资源的价值,加大对民族新闻资源的开发力度;②重视对新闻资源的深度开发,做好新闻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③突破传统观念,按新闻规律办事,进一步改进党报形象;④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新闻媒介的合作,努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最后。还建议少数民族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本地区党报的经济扶持。[23]

对西藏广播电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回溯与实务研究两方面。据白润生先生的考订,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最早始于1932年。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先后增加了蒙古语和藏语广播。[24]邱德荣等撰写的《发展中的西藏广播电视事业》回顾了西藏广播电视事业30多年的历程与取得的成绩,指出西藏地区在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之前,中共西藏工委宣传部就开始筹建拉萨有线广播站,并概述了西藏广播在当代的发展历程;刘哗岚的《拉萨市广播电影电视事业40年发展综述》则回顾了拉萨市广播电影电视事业40年发展经历与成果;尼玛扎西的《电视为西藏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漫谈西藏电视20年》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的西藏电视发展历程,介绍了特色节目与名牌栏目。

在实务研究方面,尼松多吉的《论西藏卫视的“三个拓展”》认为当前西藏卫视的发展需要做到3个拓展:首先是节目形式和内容的拓展。西藏卫视可以利用所处地域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进行内容的开拓,其形式也不仅限于新闻、专题节目,还可以是文艺类节目或体育类节目。形式上可以投入外景主持或当地的藏民客串主持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其次,是电视功能的拓展。西藏卫视的政治功能相对其他功能而言,还是发挥得很充分。目前西藏卫视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再次,是电视受众群体的拓展。央金卓嘎的《浅谈藏历年晚会创作体会》结合她本人多年的工作实践,指出藏历年晚会的重点在于节目系统的构建,主张在传统的以歌舞、相声、小品、藏戏为主体框架的节目系统的基础上,综合、灵活地运用各种艺术样式的元素,有机地结合为边缘交叉的新节目形式,紧扣“联欢”这一藏历年晚会的独特性质,用大量的“非节目的节目”来烘托气氛,达到联欢互动效果。

对西藏网络媒体的研究围绕“数字西藏”的发展思路总结了与西藏相关的网络资源状况,阐述其发展体系、基本状况以及目前涉藏网站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丁小文通过对国内外著名门户网站搜索引擎中关于中国西藏相关信息资源的抽样对比分析,分别对涉及西藏的各类网站的规模、分布、形式、内容进行了统计,指出其表现出的主要问题:第一、相关西藏网的国际顶级域名大多为国外达赖集团注册,这给国内中文西藏网的发展带来障碍;第二、语言使用上,大多数网站仍以汉语为主,而英文、日文较少,藏文则更少;第三、网站内容较单薄,规模不大,技术支撑参差不齐,还没有一个较权威的西藏门户网站;第四、文献信息采集内容重复严重。[25]2004年丁小文又从数据库联机检索、网上公共馆藏目录检索、西藏信息资源网络电子书报刊检索、西藏信息资源网站基本情况4个方面全面梳理了网络上有关西藏的信息资源,从整合、组织两大方面分析了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个案研究通过详细调查一件实例来了解这一实例所属的整类个体的情况,可以丰富整类研究的细节。罗锐的《藏族欠发达地区信息传播现状及相关对策——对西藏贡嘎县甲竹林镇的个案研究》,认为当地经济的欠发达、传播环境的落后制约了大众传媒的发展;相对落后的文化教育事业制约着藏民族接受和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传统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际传播仍是村民的主要信息传播方式,村干部承担“舆论领袖”的角色。这影响着藏民族信息传播的方式。并提出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藏族地区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提高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等加快藏族地区传播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有关西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专著也已问世,周德仓先生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已于2005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述西藏新闻传播史的著作。

四、理论新闻方面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对西藏新闻的概念、西藏新闻的研究架构、西藏新闻的特质等根本问题,专家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西藏新闻的概念界定明显参考了少数民族新闻的定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曾发表徐利撰写的《民族新闻辨》。文章指出目前学术界约有11种少数民族新闻的定义,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3种界定法。一种是地域界定法,比如认为民族新闻“是发生在民族地区的、反映少数民族各方面新鲜而有价值的事实。简言之,民族新闻即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新闻”。还有一种是对象界定法,比如说“民族新闻就是大众媒介及时传播的受众应知、欲知、未知的具有民族意义事实的信息”。再有一种是内容界定法,如认为民族新闻是“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西藏新闻的概念界定采用了地域界定法。对西藏新闻界定的思考最早源于李佳俊先生,他在《西藏新闻事业的回顾和展望》中沿用现在的行政区划论述了西藏新闻事业的发展。周德仓先生则明确界定西藏新闻传播史是关于西藏地方的“区域新闻传播发展史”。这个区域的概念,采用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确定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并进一步明确声明“西藏新闻史”应与“藏族新闻史”相区别,西藏的新闻活动理所当然的应当归纳在“藏族新闻传播史”范围之内。

关于西藏新闻研究的研究构架,周德仓先生指出:西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包含3个层面:第一“史”的层面即纵向的叙述。通过对西藏自原始社会到20世纪末新闻传播发展轨迹的简要梳理,完整把握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同时还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史论”。第二“类”的层面,即关于西藏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若干特色领域的专题述评,突出西藏新闻传播的特点。如西藏的对外新闻传播、西藏新闻教育、西藏藏文传媒形态、西藏电影传播以及全国新闻援藏等。第三“事”的层面,以编年体方式,将西藏历史上的新闻传播大事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在每一历史阶段之内,又按发生时间顺序著录,与史的叙述相呼应。[26]

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跳跃式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西藏新闻传播独特的传播品质。对此周德仓先生认为,西藏当代新闻传播业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地位、强烈的统战色彩、藏汉双璧的办报格局、形象化的传播方式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优势等诸方面特点。[27]并进而总结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基本特质体现为:具有国际化影响力;强烈的宣传色彩;以藏语为主、藏汉并举的“双璧式”新闻传播格局基本形成;民族新闻事业基本建立,但影响力有限;实行国家化政策和地方化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但整体依赖性较强;基本建立了新闻传播体系,但发展不均衡;新闻市场逐步开放和扩大,但市场化程度很低。[28]周氏特别指出藏汉双语传播是西藏新闻传播事业最突出的特征,认为西藏双语传播媒介多以“同名异构”的形式构建,即媒体名称同一,而语种各异,分别以藏、汉两种语言进行传播。[29]

五、结束语

西藏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上起源较早,而且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越过了原始形态,径直进入了近代化报刊阶段。但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跳跃性,这中间存在诸多的断层。这增加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难度,也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特点和问题也比较显著。

(一)综观西藏新闻研究发展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而且未能延续。直到2002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有了生机。西藏新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勃兴源于两个因素: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至此已获得一定的进展,已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及方法供研究西藏新闻的学者借鉴。许多研究本身也得到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专家的指导、帮助。自1997年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2001年起国内高校纷纷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受这一趋势影响,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纷纷成立新闻传播系,这使学者们得以借鉴传播学的视野拓展西藏新闻的研究。

(二)20世纪的研究尽管不多,但起点都很高,尤其是其中的奠基之作:益西嘉措先生的《元朝以前藏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李佳俊先生的《西藏新闻事业的回顾和展望》以及西绕江措先生的《藏学报刊汇志》,几乎奠定了后世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研究领域。回顾近20年的研究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西藏新闻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基本理清了各个发展阶段的轮廓。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成绩的取得多是有赖个别学者多年不辍的耕耘。西藏新闻研究者的队伍建设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代拓荒者为数不少,且都从各自关注的领域作了高屋建瓴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研究格局。第二代学者人数不多,其中的佼佼者多年不懈地在前人开拓的疆域深入拓展,并已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在各自的领域孤军奋战,缺乏争论、质疑。队伍的单薄明显制约了交流讨论的可能,这必将影响研究的持续与深入。

(三)西藏新闻研究者多集中于学界,学术研究缺乏业界的热心参与。业界自身研究又偏重经验积累、事实描述的层次。学界的研究又多着眼过去、历史,鲜有对当下传媒现实的关注。这可能源自这样一种认识:西藏新闻事业发展水平滞后使其不可能产生什么具指导、普遍意义的现实问题。西藏传媒更多是对内地传媒的模仿。民族地区新闻活动因其传播语言以及当地文化的影响必有其不同的特色,对此关注、研究不多。媒体的产业属性问题早就被提出,许多媒体已经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多年,即使是西藏的媒体也在经历着各种尝试。可这些却无人论及。

(四)总体研究只研究了新闻传播自身,而较少研究新闻传播效果,或说较少研究其社会影响,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受众研究的欠缺。传播者、传播符号的研究都仅止于类别的提出,未涉及其对信息的具体影响。在媒体研究中较多研究了报纸,而较少研究广播、电视、刊物,或者说,史实的叙述、经验的总结、规律的分析均以报纸为主,因而新闻事业史近乎报业史。而理论的探讨,尤其是有关广播电视媒体的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经验介绍、资料积累的水平上,缺乏对其理论化、系统化的把握。

(五)关注了西藏新闻传播中双语传播的特质,但未能分析其复杂的内部构成对传播格局的影响。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炜博士的研究,事实上西藏语言近50年的变迁结果是形成了由单语和双语两个系统构成的语言体系,其中双语的实际使用可分为5种情况:1、只会藏话和汉话;2、典型的双语,既掌握藏语文,又掌握汉语文;3、掌握藏语文和汉语口语;4、掌握藏语文和汉文;5、掌握藏话和汉语文。这使西藏实际形成了两个广义上的语言区,即以母语藏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单语区和以藏、汉双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双语区,前者直至90年代中后期占西藏总人口的89%,可他们的交际多为语言而非文字,这显然是制约藏语报刊发展最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也为电子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事实上藏语手机的市场推广、网络传播中藏文博客、藏语播客等传播现象的出现,都预示了未来传播的前景。这些都有待学者们关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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